科技日报记者 张佳星
“你给我（对新冠病毒的新特性）下一个最完整的定义，这个定不好怎么样开展下面的工作？”
这是在武汉召集的一次紧急会议中，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振东发言的第一句话。
赵振东的发言照例有些唐突。
“他的对面都是院领导，但还是习惯性的直奔主题。”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副所长任丽丽和他一起开会，至今仍记得他站起来发言，惯有地缜密、严谨。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作为国家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技术组组长，赵振东夜以继日地坚守疫苗研发一线。9月16日晚上8时，赵振东返京途中，突发心脏疾病，经抢救无效，于17日凌晨离世。11月30日，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召开赵振东事迹报告会。
赵振东是与众不同的，他开会从不说“暖场”的客套话，那些“大家做了很多不错的工作”“前面领导的观点我同意”等等的发言，与他的率真“绝缘”。
“他的表达和我内心对科学家应该坚持的价值观是契合的，我当时就想协和人就应当有这种直截了当的劲儿。”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院士说。
基于专业的判断，怎么想就怎么说，是学者该有的风骨。
赵振东一向如此。
他的妻子王斌不止一次被好意提醒：你回家劝劝老赵，他在会上的发言实在是太直了，一点也不给别人留情面，那会得罪很多人的，以后还得在圈子里“混”。
赵振东却丝毫未改。
赵振东离开的七十多个日日夜夜里，王斌满脑子都是他在家里改论文、看文献、或是在沙发上滔滔不绝和电话那头的学生、专家、技术人员的学术讨论。
“他和同事们讨论问题总是直奔主题、坚持己见，甚至是毫不掩饰的批驳。”王斌说，“有时我都觉得难看。”
渐渐地，王斌理解了他：对科学的敬畏，让赵振东不通人情世故。
在科研的问题上、在真知面前，赵振东不会拐弯抹角。赵振东曾对王斌说：对于科学研究，一是一、二是二，别人怎么看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要在正确的路上走下去，明明有问题却不指出来，那就是对科学的不负责任。
总能“切中肯綮”让赵振东常被邀请做评审专家。没有“杰青”“长江”的头衔，赵振东当然不是被拉去“充门面”的。
“很多人喜欢请他，因为他说真问题、他把丑话说在（研究）前头。”任丽丽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大家都明白这是对课题的极大推进力。
讨论科研时，赵振东一激动就会站起来，左手抄兜，右手在空中划出有棱角的折线，他一米八的个头，让鲜明、严谨、思辨的学术观点腾空而降。
“他的发言从来都是逻辑非常清晰的。”任丽丽回忆：“他会说，‘我认为有以下几点，第一、第二……’给大家‘捋条条’，顺着他的思路，再难推进的工作、再千丝万缕的‘结’都能理顺。”
或许，这就是疫情袭来，疫苗研发专班将极重要的技术支持组组长的重任交给赵振东的原因。
对于科学的求真，让赵振东勇敢，不仅让他勇于直言、更让他勇于面对致命病原体。
“在传染病病原体传播途径不清楚的情况下，很多同志心里害怕感染，这是通病。”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所长金奇说，但每当遇到这种情况，赵振东都挺身而出。
去南京、上海采集H7N9病毒样本，去新疆采集脊髓灰质炎病毒样本……
“追捕”高致病性病原体的旅程中，赵振东始终在出击的第一线！
赵振东是国内少有的从事病毒免疫学研究的人。
众所周知，免疫学热门，但由于健康需求，大多研究集中于肿瘤免疫，与疾病相关。与病原免疫相关的研究变成了“灯下黑”。
“他在细分领域的成绩是‘大咖’级的。”任丽丽说，“他的离开让我们国家在这个领域失去了一位坚守者。”
2009年，赵振东开启了病毒与细胞自噬的研究，彼时国际上也鲜有研究。他的学生、现在已是首都医科大学副教授的王继说，短短3年，团队揭示了丙型肝炎病毒诱导细胞自噬效应及其分子调控机制，并发表了系列高水平论文，在国际上颇具影响。
是学者也是医者。
赵振东离世后，妻子王斌整理他的微信才得知，他十多年来一直与一个先天免疫缺陷的孩子和父亲保持联系。
“我都告诉你800遍了，不能等感染严重了再去治疗，要尽快用丙种球蛋白，一定要把IgM（一种抗体）补上来！”
定格在2019年10月的这条微信，字里行间凝结着医者替患者的焦急。
赵振东对这位父亲的焦急却从不透露给生病的孩子，而是给孩子定目标，激励他。他对孩子说：“现代医学还没有到能彻底解决你的问题的时候，你要学习一些医学知识，了解、坚强、积极尤为重要。”
对人民、对科学，赵振东爱得深沉。
“最好的怀念，是理解他。”王辰说，他的精神在这个时代里是难得的。
真专家、真学者是什么样？赵振东用他最看重的科研人员的身份给出率真的回答：替国家操心、为人民忧心，无论是日常还是遇到重大事件时，勇于为国家、社会、民族挺身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