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记者 崔爽
开放出版是开放获取（Open Access, OA）的实践形式之一。开放出版转换是面向新型学术交流模式所做出的重大改变，指达成转换协议的科研机构订购出版社的期刊后，该机构成员作为通讯作者可以在这些期刊上免费发表开放出版论文（以下简称“OA论文”），同时论文出版后能够立即被所有人免费获取，由此将现有绝大部分学术期刊从订阅模式转换为开放出版，并不再向作者收取论文处理费（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APC）。
2020年5月，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以下简称“文献中心”）与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OUP）达成国内首个开放出版转换协议，协议期为2020年至2022年。该协议将支持中国科学院参加OUP期刊订阅集团的26家研究所及其科研人员访问OUP旗下三百多种科技类订阅期刊，并免费在这些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OA论文。
基于该转换协议，文献中心与中国科学院26家研究所原用于采购OUP订阅期刊的费用直接转换为资助开放出版的费用，作者发表OA论文无需自行支付APC。这种转换解决了机构和作者可能存在的双重支付问题，帮助作者省去自行支付APC的繁琐程序，并能使论文出版后立即被全世界免费获取，有助于增加科研成果的可见度和利用率，提高作者的学术影响力和公共资金的回报率。文献中心也将以本次转换实践为起点，促使中科院OA政策的更好落地，加强与国内外更多机构的合作，持续推进公共科研成果开放获取的深化发展。
中国已经成为发文大国，中国科研人员在国外期刊发表OA论文的数量逐渐增多，对OA的认知度和关注度也不断提高。据Web of Science统计，2015年至2019年SCI收录中国论文总数为1,838,277篇，其中OA论文411,260篇，OA论文的发文总量位居世界第一。科研人员既是论文生产者，又是论文的消费者，因此作为学术生产、交流、传播和利用全过程的主体，科研人员的态度对OA的发展实践至关重要。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简称“昆植所”）是我国植物学和植物化学领域重要的综合性研究机构，拥有强大的专业科研团队，优秀学术成果颇丰。OUP的部分期刊属于昆植所科研人员日常查阅和投稿发文的优先考虑范围，近年来，昆植所科研人员在OUP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也相对较多。本次文献中心与OUP达成开放出版转换协议后，昆植所科研人员率先选择了将论文在OUP的期刊上开放出版，成为转换实践的一个良好开端。就OA的相关问题，文献中心对昆植所发表OA论文的牛洋副研究员和张荣博士后进行了访谈，也对中国科学院关注OA论文的其他研究所科研人员进行了简单采访，以期更深入了解科研人员对OA的看法。
谈到是否经常向国外期刊投稿以及如何在众多期刊中选中OUP的期刊，两位科研人员均表示向国外期刊投稿较多。关于期刊选择，会综合考虑期刊选题和收录稿件范围与自己的研究方向是否一致，期刊的学科专业权威性及其影响因子。OUP旗下有一些高质量期刊均满足上述需求，审稿和出版速度也较快，平时也会经常查阅。
牛洋表示，自己发表过OA论文。本次选择开放出版，是想借中国科学院与OUP开放出版转换协议达成之际，能让更多同行大众了解新的工作成果，“坦白地讲，我认为期刊的选题与自己的论文是否契合最为重要，是否提供OA论文选项是次要考虑因素。”
张荣同样表示发表过OA论文。“本次选择开放出版，其一是因为本篇论文是我目前完成最好的一项学术成果，希望发表在行业领域具有较高权威性的期刊，因此选择了OUP旗下国际生物系统学的顶级期刊Systematic Biology以开放出版形式发表。其二是希望通过开放出版，让没有订购该期刊的机构和个人也能免费获取我的论文，使其获得更大范围的传播和影响力，这是本次选择开放出版的主要原因。”
谈到和之前非OA论文的发表方式相比，在投稿发表的操作流程中有哪些不同，牛洋表示并无太多不同，编辑和同行评审过程都相似，只是论文录用后，需要为OA论文出版选择相应的OA许可协议。张荣则提出投稿时录用后需要勾选OA论文的选项框，发表前需要支付APC。
谈到选择开放出版对学术成果和学术生涯的影响，牛洋给出积极反馈，他表示开放出版能让更多同行和大众更容易地获取一手科研信息，有益于成果传播。
张荣则表示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正面还是负面影响，取决于发文期刊的影响力及专业权威性。如果选择在权威期刊发表OA论文，将产生便于未订购期刊的机构和个人免费获取，有助于学术成果快速传播和提高影响力等正面影响；如果选择一般的期刊发表OA论文，则有可能会因为期刊中的一些论文质量不高，被人认为是在用钱发论文，从而对作者产生负面的学术评价。需要说明的是，期刊的权威性与期刊本身是否OA没有必然关系，在权威性较高的完全OA期刊上发表论文也会对作者个人产生积极的正面影响。所以，应当客观全面看待开放出版，不应全盘否定。
牛洋坦言，自己确实听过关于OA的负面评价，也认为其中一些诟病确有依据。不过，OA只是一种出版方式，其本身与论文质量并无直接关系。非OA期刊的论文质量也同样存在参差不齐的问题。一方面，在一些传统的复合OA期刊中，OA仅是论文发表的一种选择，并不影响同行评审和编辑过程，因此也不会影响论文质量；另一方面，也有不少质量很高的完全OA期刊。
张荣认为一些负面评价主要针对某一些OA期刊，这些期刊确实存在论文质量低且APC收费过高等问题，他也认为科研人员应该减少在这些期刊上投稿。
二人均表示，OA本身并无不妥，但由于目前某些OA期刊确实存在论文质量较差的问题，导致作者在发表论文时不愿意选择OA，既担心导致负面的科研评价，有时也是因为OA论文的费用较高。
“我不敢说开放出版在较近的未来会成为主流，但我猜测其所占比重肯定会增加，这是网络时代知识共享和传播的大趋势。”牛洋说。
“可能会成为未来出版的主流形式。这是一种主动推动学术成果传播的行为，能够减少信息交流传播的经济、法律和技术等层面的限制。”张荣表示。
谈及此次文献中心与OUP达成开放出版转换协议的意义，牛洋表示， OUP在众多学科都有不错的学术期刊，科研人员首先要选择与自己论文主题相匹配的期刊，在此基础上选择OA，无疑是锦上添花。协议达成的最大意义或许在于，能令更多中国科研人员了解和选择OA，并从OA中受益。
张荣则认为这减少了作者的发表OA论文的费用支出，未订阅OUP期刊的机构和个人也能免费获取OA论文，促使学术成果的有效传播。其中最大的作用还是在于减少了作者OA论文的费用支出。
谈到图书馆老师在开放出版转换过程中发挥什么作用，以及OUP开放出版平台和培训内容、方式的完善建议，牛洋认为要“及时发布相关信息，举办培训及答疑”，“这方面我所在的研究所做得不错，之前发布过相关信息，在具体选择OA协议过程中，一直提供帮助。建议不定期公布OA资助的剩余名额。一方面，我个人在此次选择OA前曾有疑虑，不知是否还有名额，并担心若无名额，会影响出版速度；另一方面，公布剩余名额也可以令更多科研人员了解此项合作协议，鼓励他们选择OA。”
张荣提出图书馆老师们都积极帮助协调沟通、处理OA论文发表流程中遇到的问题，希望给出清晰的在OUP期刊选择发表OA论文的操作流程。
除对昆植所已经在OUP期刊发表OA论文的科研人员进行了上述访谈，文献中心对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上海天文台参加OUP作者培训的几位科研人员也进行了简单的邮件访谈，从中了解到，开放出版转换协议目前不会明显增加他们向OUP投稿的意愿；如果论文已经被录用，期刊提供OA选项时，影响其是否选择OA出版的因素,主要是APC支付手续的繁琐程度和APC费用的高低；论文是否OA，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和职业生涯的影响没有区别。由此可见，不同科研人员对OA的看法存在差异，中国开放出版转换实践还需要进一步深入了解科研人员需求，做好配套的宣传培训与服务咨询工作，将OA政策落到实处。
接受文献中心采访时，OUP出版社开放获取出版经理Jude Roberts博士表示，中国的学术出版正在向OA持续转变，OUP和中科院签署开放出版转换协议是全球OA转型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OUP作为全球最大的大学出版社，拥有70本完全开放获取期刊，每年出版11,000余篇OA论文。目前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作者在OUP期刊发表OA论文，根据OUP调研显示，中国作者和全球作者一样，关心出版速度，希望自己的论文尽快被同行看到，同时倾向于在有影响力的知名期刊上发表论文。OA论文通常会有创新的方法实现快速出版，同时没有了获取障碍会有更高的阅读量和被引率，相信本次开放出版转换协议的达成，可以为中国作者在OUP期刊发表OA论文创造更多的机会，同时也向参与转换机构的科研人员提供高质量的OUP期刊库的获取途径。
附：如何在OUP旗下期刊发表OA论文
1.OUP期刊发表OA论文指南及培训视频
https://academic.oup.com/journals/pages/authors/production_and_publication/publication-charges/read-and-publish-agreements/chinese-academy-of-sciences
2.文献中心与OUP达成开放出版转换协议的期刊列表（即中科院26家机构作者可免费发表一定数量OA论文的期刊范围）
注：由于期刊性质可能发生变化，具体受资助期刊范围以OUP网站为准。更多关于OUP开放出版论文发表问题，可关注OUP-CAS网页：https://academic.oup.com/journals/pages/authors/production_and_publication/publication-charges/read-and-publish-agreements/chinese-academy-of-sciences
（本次访谈由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赵昆华供稿，并获得了中科院昆植所图书馆杜宁老师、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赵晶老师和上海天文台贺姝祎老师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同时感谢OUP李明烛先生和齐麟女士的材料提供和协调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