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记者 乔地
镉大米又来了！4月24日，湖南省益阳市委宣传部表示，针对“云南昭通市镇雄县销毁一批来自湖南益阳的重金属超标大米”的报道，益阳市通过调查核实相关情况，决定对7家涉事企业予以立案调查。就在3年前，也是湖南益阳企业，将1440.25吨镉严重超标的大米，销售到多省市，其中也包括云南昭通。稍加检索，此类新闻报道和评论，近些年一直未曾断绝，针对涉事企业、监管部门的处罚与问责也一波接一波。
“镉大米、隔小麦为何屡曝不止？”被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誉为“第一位在联合国推动土壤污染与生态治理的人”的党永富说：“只有从生产领域就着手，让镉大米种不出来（无论是人食用，还是其他用途），才能根治这一顽疾！而不仅仅是在流通和销售领域把控粮食安全。”
作为“中国治土第一人”的党永富，是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30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推动土壤污染防治,是联合国国际生态生命安全科学院通讯院士中第一个“农民科学家”。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上,他的演讲《拯救被化肥农药污染的耕地》引起轰动。
镉大米的“来路”是怎么来的（土壤、化肥、种植等）？
此类大米会给人造成哪些危害？
党永富说，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化肥农药使用量不断增加，在粮食产量得到极大提升的同时，主要农产品质量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这次湖南益阳出现的毒大米事件在我国不是第一次发生，有关“镉大米”的报道屡见报端，说明“镉大米”对我们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
镉容易被水稻吸收并蓄积在水稻籽粒中, 通过食物链传输, 对人类健康造成严重威胁。人吃了含有镉的食物以后, 会蓄积在人的肾脏、肺、骨骼及肝脏等部位, 长期积累会造成中毒, 损伤肾脏, 导致骨骼病变, 引发骨痛病。
镉可以通过废水、废渣、废气进入环境，再通过水源进入土壤和农田，最终进入食物链。西方国家认为肥料是镉污染土壤的主要途径。据西方国家的估计，在人类活动对土壤镉的含量影响中，磷肥占54％-58％，空气沉降占39％-41％，污泥占2％-5％。磷肥是土壤镉的重要来源。
目前，我国农业生产中的化肥使用量已超过世界总量的30%，有些地方每年每亩使用的化肥甚至高达450公斤，受镉、砷、铬、铅等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我国出现镉大米，有专家认为过量使用磷肥是重要原因。在 2013年湖南出现问题大米时，就有相关专家表示，部分地区周围无重金属企业，大米镉超标或由肥料带入。我国磷肥工业起步较晚，但经过50多年的发展，我国磷肥生产量和消费量都居于世界前列，由于过量使用磷肥导致的土壤镉污染，最终造成的食物镉污染不容忽视。
我国学者目前公认矿区污染是镉大米的重要来 源，也是湖南作为“有色金属之乡”大米镉超标情况在我国最严重的原因。此外，如果含镉的废弃物不能很好地分离回收，不管是进行焚化还是掩埋处理，都会导致土壤的镉污染，含镉的固体废弃物造成的土壤污染也是出现镉大米的原因之一。
镉大米屡禁不止，暴露出大米从种植到产销再到
食用环节存在的哪些问题（安全意识、责任意识、认知不足等）？
党永富说，我国接连不断出现的镉大米事件，与其他的恶性食品安全事件不同，它既不属于人们主观恶意作为 ，其主要来源于被种植的土壤及水源被镉金属污染。镉大米屡禁不止，暴露出我国粮食生产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土壤污染防治没有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视，地方政府对土壤污染治理认识不够，决心不大、动力不足。虽然我国环保政策比较严厉，国家也出台实施了《土壤污染防治法》，但在地方并没有得到认真贯彻实行，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很少有行动，即使有行动，也是上面给多少钱，下边办多少事，地方政府主要是科股级级干部在负责，市长书记对土壤污染防治重视不够。原因在于地方官员为职务晋升大搞政绩形象工程，热衷于引进大项目大工程，而忽视了环境保护。
二是资金投入不足，地方政府热衷于搞面子工程，热衷于打井、修路，对于看不见、摸不着的土壤污染漠不关心。比如，高标准农田建设，一个省每年的投入多达上百亿，每亩地的投入多达数千元，而土壤污染防治的投入，每亩地只有几十元，按目前的治理方案，每亩地的投入应达到2万到6万元。
三是土壤污染防治信息不对称，土壤污染数据信息保密不公开，仅仅掌握在一小部分检测部门专家手中，他们利用手中垄断的信息，虚抬土壤污染治理价格，一亩地本来需要几千元就治理好了，往往被抬高到2万到6万元，部门利益作祟严重，导致新技术新产品推广使用难。此外，为一些没有治理技术而有经济实力的公司参与农田土壤污染防治，他们使用的大多是一些利用固体废物“废矿渣”生产的所谓“土壤调理剂”肥料，而把一些治理有效的新技术通过设置潜规则排除在外。这样不但增加了农田土壤污染治理成本，而且阻止了农田土壤污染防治新技术的应用。
保障粮食安全不仅仅是指产量上的丰足，更对质量有着严格的要求。
应采取哪些措施根治镉大米等各类粮食质量问题？
党永富表示，要从根本上解决镉大米等粮食质量问题，需要从源头土壤污染防治着手，通过构建“过程农业”系统工程体系，形成农业全过程管理模式，解决当前碎片化农业，推动化学农业转型升级，让老百姓既吃得饱又吃得好，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为此，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树立保护耕地的“质量红线”理念，以政策引领科技创新补齐土壤短板。耕地作为一种资源，既有数量的概念，更有质量的要求。要坚持把耕地质量保护作为一项基础性、公益性、长期性的工作，贯穿于耕地保护的全过程的同时，并且要纳入各级政府考核目标，划定耕地质量保护的“硬杠杠”，强化耕地质量保护的“硬约束”，破解地方形式主义，强化地方政府耕地质量保护责任，做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这样才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真正把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上。因此，要从国家层面做好顶层设计，统筹考虑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大要素统一，实现耕地从单纯保耕地数量向保耕地数量、质量、生态并重的根本性转变。
二是构建支撑耕地质量保护的科技创新体系，为耕地质量保护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把土肥与栽培技术集成化融入于农机作业中，集成推广绿色高产高效技术模式。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用倒茬、栽树、轮作等方式，以调结构方式来预防土壤污染，国家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加快成熟适用绿色技术、绿色品种的示范、推广和应用，实现生产与生态协调发展，提升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三是强化耕地污染防治管理。在国家层面要严格贯彻落实《土壤污染防治法》，强调依法治土，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划定耕地“质量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建立和完善永久基本农田管理、补充耕地质量验收、耕地质量调查监测等各项管理制度，推动设立耕地保护补偿政策，为耕地质量的建设提供资金保障。按照“取之于土、用之于土”的原则，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拿出一定比例，支持开展耕地质量保护建设。同时，把设立耕地质量红线写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积极推动耕地质量保护立法，尽快出台《耕地质量保护法》，实现耕地质量管理常态化、法制化和规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