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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莉:教研路上找寻孤独症“药方”

翻开美国《科学》杂志,你会发现,“引发孤独症的原因是什么”一直被列为125个重大(前沿)科学难题之一。孤独症——这个难解的词语,对于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的易莉老师来说,是每天都在研究和思考的领域。

在美国,每68个儿童中就有1个患有孤独症;在中国,孤独症发病率也早已高于1%。这个数字远高于癌症(1/1500)、糖尿病(1/500)的发病率。不断攀升的孤独症发病率,使得这一精神疾病开始进入人们视野。而易莉已经在孤独症领域努力了近十年。她怀抱着对科研的热忱,在孤独症儿童的面孔加工、信任与欺骗行为,以及其他认知障碍等方向都取得不小成就。

快乐潜藏在科研纵深处

易莉从小学习成绩优异,然而进入北京大学学习还是给她不小的挑战:“在北大四年收获最大的,就是感受到周围同学们都非常优秀。这会导致一种心理落差——比你聪明的人比你还努力,你就不得不push自己变得很强”。

同侪压力下的“被动进步”,对于那个年龄段的易莉来说很重要。周围的学习环境所造成的良性竞争直接影响她的学习行为,“高中时晚上10点我就睡觉,但在大学四年常常要学到12点之后”,她笑称:“考上北大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强迫症,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很高”。

在老师的引导和自我的严格要求下,易莉努力提高自身的学识,又选择奔赴大洋彼岸,在美国杜克大学继续她的学习。“我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定做科研,本科时其实挺迷茫的,也不知道科研究竟是什么。”但是,在这里,她发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

“在美国读研究生的第三年,导师说我适合做科研,他说我是那种能从科研中获得快乐的人,这非常重要,比其他任何方面都重要。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下定决心要走科研的路。”村上春树是易莉最喜欢的作家之一,她借用村上春树对小说家“为什么写小说”的论述,来表达自己对于科研的感受:“科研其实是一个付出和产出比不高的行业,如果你没有从中获得快乐,就很难坚持下去。如果不快乐,做研究的意义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了。”

回国做研究感觉很踏实

2009年,获得博士学位的易莉回到祖国,成为中山大学心理学系教师中的一员。“在国内有一种特别踏实的感觉。”这是易莉选择回国的一大理由。易莉与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建立了合作关系,对孤独症儿童的各方面能力进行研究。事实上,在美国时她就一直想做这个研究,但由于条件限制,直到回国后才真正开始进行。

6年后,她从中山大学申请回到北京大学任职。“从我毕业到现在,北大心理系的变化非常大。跟世界顶尖大学的心理学系差距越来越小了。”再次步入燕园,她对这个园子有了更多新的感受:这里不仅有资深的学术泰斗,更培养和引进了一批世界水平的顶尖学者;这里有浓厚的科研氛围,跟各位老师的讨论总是能产生很多思想碰撞。

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易莉开设本科生课程“孤独症儿童专题研究”、研究生课程“儿童心理病理学”,带领着5个博士生、1个硕士生开展多方面针对孤独症儿童的研究。从2012年就跟随她学习的学生李天碧说:“易老师平时和学生关系非常好,但是在学术研究上对我们要求很严,给人一种‘严师出高徒’的感受。对于我来说,她的鼓励会比拿奖学金之类的事更能让我对学术有热情。”

临床实践探寻解救孤独症“药方”

易莉目前主要进行两个方面的课题:一个是利用机器人教导孤独症儿童的研究,另一个是针对婴儿的孤独症筛查。前者的意义在于,由于孤独症孩子排斥与人的交往,利用机器人可以实现真人难以实现的教导目的;后者的意义在于,能够更好地进行婴幼儿孤独症的诊断和治疗,这是当代孤独症研究和治疗的一大难题,但同时,如果能实现对婴儿的孤独症筛查,将对孤独症治疗产生重大影响。

以前,很多自闭症孩子的家长会问:“你的这个研究对我有什么用呢?”面对这个问题,易莉很难回答。“我不能告诉他,其实没什么用,就是要发文章,需要你这个数据,这样想真的太自私了。他们非常非常需要帮助。哪怕是你写一篇科普文章,告诉他们什么是真正科学的干预方法,什么是纯忽悠人的,对他们都很有用。”

现在,当自闭症儿童的家长再问起这个问题时,易莉会认真地说明,她现在做的机器人以及其他的研究可以怎样帮助他们。“在孤独症界,人们会觉得,所有的东西最后都应该指向干预。我的领域注定了我会比较注重临床的问题。如果你真的能做出什么改变世界的成果,比发什么文章都要重要。”说到改变世界,易莉没有停顿和迟疑,她太清楚现实的紧迫性——据《中国自闭症教育康复行业发展状况报告》的数据,近年来,中国孤独症发病率不断上升,患者已超1000万。

采访结束后,易莉又与一位12岁孩子的父亲进行访谈。这位家长由于无法确定孩子是否患孤独症而找到易莉,而她需要对孩子的所有情况进行了解和评估。窗外是阴沉的天色,易莉打开厚厚的访谈材料,与两鬓微白的孩子父亲隔桌而坐。她温和而认真的神情成为最后定格于笔者心中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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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