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能背出四大文明古国的名字：中国、巴比伦、埃及和印度，也知道它们都是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然而，在《史记》的开篇《五帝本纪》中，司马迁所记载的先商历史，一直缺乏确切的考古资料。中国自公元前841年起，有文字记载的编年史就没有断过，在人类历史上堪称独一无二。距今3000多年的商代文明更有着极为发达的冶炼青铜技术，青铜器的质地、形状、花纹，堪称上古文明世界最突出的成就。因此，著名考古学家夏鼐（1910~1985）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表达过相关疑惑：如果这便是中华文明的诞生，未免有点像传说中的老子，生下来就有了白胡子。那么，在这一高度发达的文明载入信史之前，中华文明的童稚与少壮时期，又在这片大地上留下过哪些印记？2002年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立项，到今年已走过整整20年的历程。在这20年里，参加探源工程的近400位学者，上下求索，不仅实证了中华5000年文明史，更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志的中国方案，也揭示出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据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7日下午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中国社科院历史学部主任、研究员王巍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20年，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已颇不短，但对于一个古老文明来说则不足一瞬。为了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缘起、进展和成果，红星新闻记者专访了王巍。“在实证了中华5000年文明之后，距今8000年到5000年才是名副其实的文明探源。”王巍表示，探源工程目前没有明确的“截止期”，工作仍将继续进行。“下一步，我们还想向前再探3000年。”
两位泰斗级考古学家对文明起源的关注
1979年5月，辽宁开展全省文物普查试点，在西部大凌河流域发现了一处原始社会末期的大型石砌祭坛遗址。
这一发现启发考古人员在邻近地方寻找其他有关遗迹。几年后，果然在附近的牛河梁相继发现了圆形祭坛、女神庙和多处大型积石冢，在这些遗址中发现了如真人一般大的彩色女人头塑、成批的女性裸体泥塑残块和多种动物形玉、石雕刻，特别是几种形体不同的玉雕龙。
这些考古发现已远远不是原始氏族制度所能涵盖解释的内容，已有突破氏族制度的新概念出现，说明中国早在5000年前，已经产生了植根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
无独有偶，同样是在上世纪80年代，在浙江余杭的良渚遗址，也发现了建造在方形祭坛上的贵族墓葬，墓葬中随葬数十件圆形的玉璧和外方内圆的玉琮；在黄河中游地区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则发现了几座随葬品丰富的大墓，与其他几乎没有任何随葬品的小型墓葬相比，显示出当时的阶层分化已极为分明。
这几处发现除了陶寺遗址位于黄河中游地区外，其他的遗址都在中原地区之外。这对那时一直在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中原中心论”（即中原地区自史前时期开始始终是中华文明的中心，是最先进的地区，周围地区是在中原地区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是一个强烈的冲击。
1983年，著名考古学家夏鼐（1910~1985）的《中国文明起源》出版，对中国文明的起源进行了系统地阐述。他认为，中国文明的形成以夏王朝的建立为肇始，河南西部的二里头遗址应当就是夏王朝的都城。另一位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1909~1997）亦是根据这些新的考古发现，提出了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和“古文化、古城、古国”及“古国、方国、帝国”的系列理论。
这些新的考古发现和夏鼐、苏秉琦两位泰斗级考古学家如此关注文明起源的问题，给一位年轻的考古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就是王巍。
从“断代工程”到“起源研究”
虽然自从1982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后，王巍的主要精力放在西周时期考古资料的收集上。但他对长江下游地区文明起源一直保持关注。“我1986年发表在《考古》的第一篇论文，就是研究良渚文化玉琮的。”王巍说。
1987年秋，王巍受单位派遣，赴日本进修东亚考古学。在日期间，他惊讶地发现：对于以二里头遗址为夏代都城、中华文明从夏代开始、具有4000年历史这一观点，日本的很多学者并不承认。
“当时在日本出版的有关中国历史的著作中，几乎都是以出土甲骨文和青铜器的殷墟作为中华文明的开端，认为中华五千年文明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只是传说。按他们这个观点，中华文明只有3300年。”王巍说。“这让我很受刺激——作为一个中国考古学者，我们对自己祖先创造的文明究竟有多长的历史，竟然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实在是汗颜！”
此前还有许多学者认可“中国文明西来说”，认为是来自两河流域，但考证结果却与这一论点大相径庭：中国商代青铜器铸造用的是复合陶范（模子），与西方文明古国（包括印度）采用的失蜡法，完全是不同的传统。
而且商周文化还有个独有特点——精美的玉石雕刻，是其他古文明所没有的。可见，灿烂的中华文明具有自己的个性、风格和特征，也迫切需要找到自己的渊源和更早的考古证据。
王巍回国后，遵从其恩师张忠培让他“回归主战场”的点拨，重新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国商周考古学上。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是工程的主要承担单位。时任社科院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的王巍，负责指挥研究室各个考古队配合工程开展工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开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000年，断代工程结束后，王巍和其他参加工程的学者们仍“意犹未尽”，他们想要继续进行多学科结合的中华文明起源研究。
专业的学术研究，通常都力求深度而非广度。而“中华文明起源”这六个字，普通人也能感受到其中包含了多少可能的研究方向。事实上，仅仅是预备性的研究工作，就进行了两年多。
从“火花升起最早也是最光亮的地带”开始
2004年夏季，“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正式启动，研究的时空范围定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的中原地区。这个时间段就是文献记载的五帝时代到商代初年，是中国古代王权和国家形成和初步发展的时期。
据王巍透露：工程第一阶段聚焦中原地区的计划，曾一度引起过部分同行的质疑：是不是“中原中心论”老调重弹？
“这完全是误解。我们之所以考虑将中原地区作为探源工程第一阶段的研究区域，一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选择了这一区域，有研究的基础；二是，更重要的是，中原地区考古工作起步最早，70多年来积累了大量的考古资料，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研究较为充分，考古学文化发展的脉络较为清晰，有关文明起源的研究基础也比较好；三是该地区是夏、商王朝的诞生地，流传下来较多的古史传说和历史文献，可以“‘从已知推未知’，从已经确凿无疑形成的文明向上追溯，这些都有利于探源工程的顺利实施。”王巍说。
事实上，苏秉琦也曾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强调：从中原到北方再折返到中原这样一条文化连接带，在中国文化史上曾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距今六千年到四、五千年间中华大地如满天星斗的诸文明火花，这里是升起最早也是最光亮的地带，所以，它也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
经过反复思考和讨论，探源工程设立了五个研究课题，分别着眼于中原地区相关考古学文化分期谱系的精确测年；自然环境研究；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研究；经济、技术发展状况研究和文明形态研究。
2006年，探源工程开始了第二阶段研究，把研究的年代提早到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研究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展到黄河、长江和辽河流域。
“这样划定是因为我们意识到：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2500年这1000年里，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关键时段。那时已经发现的牛河梁红山文化的坛冢庙和安徽凌家滩随葬上百件随葬品的高等级墓葬，它们的年代都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这些资料必须纳入工程的研究范围。”王巍说，“此后直到工程的第四阶段，时间范围都保持在这一阶段设定的年代范围内。”
中华五千年文明是真实可信的历史
文明的起源有三种形式：裂变、撞击与融合。
文明如是，生命亦如是。如果把文明的因子想象成史前海洋中的古老细胞，上述三种形式便会很有画面感。
在极有可能是尧所居都城平阳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可以看到来自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区的汇聚——黄河下游地区大汶口晚期特点的陶鬶陶盉等陶制酒器、最早出现于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的玉琮和玉璧、与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出土物相同的双翼形玉饰、来自西亚经黄河上游地区传入的冶铜技术等，表明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势力集团积极吸纳周围各个地区先进的文化因素，呈现出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向黄河中游地区的汇聚。
“正是由于中原地区以尧舜禹为核心的势力集团对其他地区先进因素的积极吸收，使中原地区的文化充满活力，得以不断发展壮大。”王巍说，“大约在距今4000年前后，中原地区在汇聚了各地先进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此后，夏王朝又以自己独创的一整套礼仪制度对周围各地区施加了强烈的辐射，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王朝气象’，也逐渐形成了方位广大的中华文化影响圈。中华文明从距今5000年到4000年期间的各区域文明各自发展，交流共进，转变为用中原王朝引领的一体化新进程。”
近20年的研究结果充分表明：中华五千年文明并非只是个传说，而是真实可信的历史。
世界几大原生文明并非都符合“三要素”
20世纪80~90年代的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受国外学术界判断进入文明社会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和城市）观点的影响，相关研究往往把三种要素区分开来，分别追溯各个要素的起源当作文明起源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文明起源就是追溯最早的文字符号、最早生产的小件铜器工具或武器、最早的城堡出现在何时何地。
这种做法人为地割裂了文明的各个组成部分，把本来属于一个文明整体的各个组成部分视作似乎互不相干的个体。
“探源工程实施期间，我们对世界几大原生文明进行了分析，发现它们并非都符合‘三要素’标准。”王巍说，“比如中美洲玛雅文明并未掌握冶金术，南美洲的古印加文明尚未发现文字，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印章上的图案也未被认可为文字。以冶金术、文字和城市为文明‘三要素’，主要是从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提取出来的“标准”，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根据恩格斯关于“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观点，探源工程归纳出在没有当时的文字发现的情况下，从考古发现中辨识进入文明社会八个关键特征——
“一是农业显著发展，人口不断繁衍；二是手工业技术显著进步，专业化进一步发展，被权贵阶层所掌控；三是人口显著集中，形成都邑；四是社会分化程度高，形成贵族阶层及以礼器体现尊贵身份的初期礼制；五是形成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出现集军事指挥权、社会管理权和宗教祭祀权于一体的王权；六是血缘关系仍然保留并与地缘关系相结合，维系社会发展；七是暴力现象和战争频繁发生；八是形成了王权管理的区域性政体和服从于王的管理机构。”
“这么大的社会分化、权力的构成不是文明是什么？”
位于浙江余杭的良渚遗址建于距今约5000年前。
为了防止这座建于沼泽区域的城址遭到丘陵地区洪水的侵害，筑城之前，良渚社会的最高统治者集中了周围广阔地区的大量劳动力，修筑起长十几公里、宽十几米、高数米的大型水坝。
据有关学者的研究，这座水坝的库容面积相当于两个西湖。
在修好巨型水坝后，良渚社会当时的统治者又组织成千上万的劳动力，在城内中心位置堆筑高台，然后又以高台为中心，周围修建起面积相当于四个故宫的内城。内城之外，还有面积相当于八个故宫的外城。
“经过估算，要完成上述工程，如果动用一万人的劳动力，大约也需要十几年的时间。仅仅依靠良渚古城内及其附近的居民是根本不可能的。良渚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显然是动员了归其统辖的相当广阔地域的人力来共同参加这一超大型公共设施的兴建。”王巍说，“由此可见，当时良渚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已具有非凡的动员和组织人力的权威和能力。如果不是进入了文明社会，不是国王依靠国家的力量，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2013年，社科院和上海市政府联合创办世界考古上海论坛，世界顶级考古学家、英国剑桥大学的科林·伦福儒教授（Colin Renfrew）也应邀前来参加。“论坛的重要任务就是评选前两年度的世界十大考古发现和世界重大研究成果。我推荐了良渚遗址、石峁遗址，最终都入选了。”王巍说。
在他和伦福儒之间，有段经典的对话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当时他和伦福儒一起参观良渚遗址，在参观过程中，王巍问伦福儒：“我们认为这个应该是进入到文明社会了，您怎么看？”伦福儒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文明。这么大的社会分化、权力的构成，不是文明是什么？”
2019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标志着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得到了世界公认。
第五阶段：想向前再探3000年
《史记》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它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史学记载之先河，影响深远，也在于其兼容并蓄的格局——司马迁的修史内容超越国界，把西域的乌孙、康居、大月氏、安息都列为传，当国史来写，实际上写的是世界史。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结果同样表明：中华文明既是在自身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原生文明，同样也在其形成过程中，与域外其他古老文明发生交流、碰撞与融合。
大约距今5000年前，发源于西亚地区古代文明的农作物——小麦和家畜黄牛、绵羊等经中亚传入我国西北地区，并继续向中原地区传播。与此同时，铜的冶炼和制作技术也从西亚经中亚地区至河西走廊传入黄河中游地区。
大约在距今4000年前后，家马由欧亚草原传入我国新疆地区；距今3300年左右，家马和马车也经由欧亚草原地带传入商代晚期首都——殷墟。
上述外来文明因素的融入，丰富了中原地区农作物和家畜的种类，在黄河流域形成了粟、黍、稻、麦、大豆构成的五谷农业体系和以猪、狗、牛、羊、马为主的家畜饲养体系。
冶金术经我国西北地区传入黄河中游地区后，与此前仰韶和龙山时代已经掌握的高温烧制陶器的技术相结合，经过创新，发明了青铜容器铸造技术，在尧舜的时期制作出第一批青铜容器，为夏商周王朝时期辉煌的青铜文明的产生奠定了基础；马和马车的传入，则丰富了黄河流域人们的交通手段，扩大了人们活动的范围。
大约也是在距今5000年前后，在小麦、黄牛、绵羊、冶金术从西亚传入我国境内的同时，原产于我国华北地区的粟、黍栽培也向西传播到中亚、西亚地区。
“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是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王巍说，“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绵不断，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不断吸收和借鉴周围地区的先进文化因素，并加以创新，从而始终充满活力，不断向前发展。”
如今，探源工程已进入第五个阶段。考古学者们期待着用更多新的考古发现展示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历史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同时，也永远有更多的问题在更久远的历史迷雾中，静静等待。
“促成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原因和内在动力是什么？又形成了哪些文化基因？陶寺和石峁古城已经使用了瓦，但是瓦的使用后来为何中断？长江中游的石家河遗址，为何会出现大量的红陶杯，有何用途？等等，都需要学者们一一去破解。”王巍说，“下一步，我们还想向前再探3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