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记者 何亮
纪念馆修整换新、工作区干净整洁、生态环境越来越好……置身于青海省金银滩草原，安定和谐的生活让人难以想象，63年前，金银滩一片荒芜，为了发展核工业，这个地方从地图上神秘消失，随之消失的是一大批科研人员。
在青海二二一厂工作近30年的杨笃，至今还能清楚地讲述每个分厂的地方、各自负责什么工作内容。他告诉记者，当时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自己在打造的究竟是一件怎样的武器。直到1964年10月16日，在中国西部地区罗布泊的上空，一朵绚丽的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好多人才隐约知晓自己的工作何其重要。
已91岁高龄的刘振东，曾是在二二一厂制作原子弹炸药的技术员，谈及往昔，他激动而高亢地说：参与原子弹研制是我一生的荣幸！
“两弹一星”这曲交响乐，是数以万计的“杨笃”“刘振东”们协奏出来的。
1955年，中央作出发展原子弹的战略决策，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
数以万计的军人、大学毕业生、工人和技术人员，陆续来到一片戈壁大沙漠上安营扎寨。他们放下枪支和笔杆，扛起镢头和铁锹，在沙碛地上支起帐篷、搭起锅台；冒着炎热的高温，顶着扑面的沙尘，打井开荒，展开了一场生存之战。
经过多年苦战，原来空空荡荡的戈壁滩上，矗立起星罗棋布的建筑。
1962年11月，中央成立以周恩来同志为主任的15人专门委员会，领导“两弹一星”研制工作，周恩来反复强调，我们发展尖端事业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我们要发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组织全国大力协同，从科研一开始就组织协作，要拧成一股绳，共同攻克技术难关。
为研制试验核武器，国家共组织了五个方面的科研力量，即中国科学院、国防科研机构、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和地方的科研力量。全国先后有26个部（院），20多个省区市包括1000多家工厂、大专院校参加攻关会战。原子弹研制中的“九次计算”“草原大会战”；氢弹原理突破中的“群众大讨论”“上海百日攻坚战”等，都是集智攻关的成果，都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充分体现和成功实践。
研制“两弹一星”，除了独立自主攻克理论难题，还需要大力协同攻克工业技术难关。
研制尖端武器需要许多新型原材料。在当时，开发与研制数千种新型原材料，没有全国一盘棋的协同攻关，是不可能完成的。它们与电子元器件、精密机械、仪器仪表、特殊设备、测试技术、计量基准等被称为国防尖端事业的“开门七件事”，成为当时科研战线家喻户晓的动员令。
为了集中力量搞两弹，人造卫星研究被放慢了速度。当两弹事业告一段落，人造卫星研制也加快步伐。
最初，长征一号火箭的研制举步维艰。为确保第一颗人造卫星研制成功，1967年下半年，中央决定成立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孙家栋临危受命，负责卫星的总体设计。
孙家栋挑选出十八个搞导弹、卫星、有系统工程经验的技术骨干，承担卫星本体的研制任务。钱学森曾说：希望你们能成为航天十八勇士，为中国的卫星闯出一条天路来！
由此，开启了中国人探索太空奥秘的创业之路。
工程需要一种二十几个插针的插头，孙家栋找到上海无线电五厂，才帮助制造出来。1969年9月上旬，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完成了试车工作。此时，喀什、南宁、海南等六个地面卫星测控站也建成了，陈芳允等科学家对外国卫星进行跟踪观测，证明中国测控网性能优良。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终于发射成功。发射时动用了全国近60%的通信线路，从试验场区到各个观察控制站，仅守卫通信线路的人员就有数十万。
正是社会主义制度形成的强大合力，才能保障“两弹一星”这样的丰功伟业得以实现。钱学森曾深有感触：中国在工业、技术都很薄弱的情况下搞“两弹”，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