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记者 付毅飞
1967年7月底，正值盛夏的北京酷热难当。一天下午，孙家栋在办公室工作，热得满头大汗。彼时，他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担任型号总体主任设计师，从事导弹研制工作。
正当他趴在一张火箭图纸上冥思苦想时，有人敲门。来者开门见山：“聂老总指示，调你去负责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
从少年时梦想修大桥，到前往苏联学习航空发动机专业；从回国之初研制导弹，到与卫星结下不解之缘，孙家栋的人生屡次经历转折。但这位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爱国情怀、报国之心从未改变。
如今，在航天领域各重要场合，还是经常能看到孙家栋步履蹒跚的身影、亲切慈祥的笑容。90岁的他并不服老，笑称：“我也是‘90后’。”
2019年9月17日，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表决，孙家栋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荣誉勋章——共和国勋章。
争得苏联学生梦寐以求的金奖章
从辽宁省复县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俄语时，18岁的孙家栋最大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土木建筑系学生，将来修大桥。
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组建空军，品学兼优的孙家栋作为急需的俄语翻译人才被选送入伍。1951年，他和另外29名军人被派往苏联茹柯夫斯基工程学院学习飞机发动机专业。修大桥的愿望，便只能永远留在年少的梦中。
留学生活让孙家栋印象深刻。临行前，部队到王府井买了最好的哔叽面料，为他们订制了笔挺的军装。走在苏联街头，中国军人的风貌时常引来羡慕的目光。
更让人赞叹的，是孙家栋的学习劲头。每天晚上他看完新闻，就一直攻读到深夜两点。他的记忆力惊人，一门功课七八章内容，几天时间就能从头背到尾，考试时一拿到试卷，想都不用想，便可提笔一气呵成。
茹柯夫斯基工程学院有个传统——哪位同学考试全部获得5分，照片就能挂在学校门口。一年后如果能保持，照片位置就往上移。越到高处人数越少，照片也就越大。毕业时，如果谁的照片能够出现在“照片塔”的顶端，那么恭喜，他将获得一枚印有斯大林头像的金奖章。苏联学生对金奖章梦寐以求，它意味着毕业后军衔比其他同学高一级，而且分配工作时有优先选择权，报到前还能带着双倍工资休假3个月。
孙家栋是金奖章获得者，这在中国留学生中屈指可数。
在孙家栋毕业之前，一列从莫斯科出发的专列抵达北京，车上载有苏联送给中国的一份礼物——2枚P-2近程导弹。当时孙家栋既不知道这2枚导弹的事情，更想不到自己会与它们结下一段缘分。
向周总理讲难以启齿的事
1958年，载誉归国的孙家栋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导弹总体设计部，2年后成为型号总体主任设计师。
从最初仿苏P-2导弹，到开展东风导弹的研制工作，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倾注其中。
“一毕业就从事导弹研制工作，我想，这辈子可能就搞导弹了。”孙家栋回忆道。
但在1967年的那个夏天，一切都改变了。
为确保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顺利研制成功，中央决定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由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任院长。随后，钱学森向聂荣臻推荐了孙家栋。
虽然孙家栋当时还是“年轻后辈”，却早已被视为很有发展潜力的专家苗子。
挑起重担的孙家栋，不仅在工作中踏实勤奋，而且展现出一股勇于担责、敢作敢当的劲头。
1969年10月，东方红一号卫星初样基本完成，周恩来总理决定听取卫星工作汇报。当钱学森介绍孙家栋时，周恩来总理握住孙家栋的手说：“哟，这么年轻的卫星专家，还是小伙子嘛。”
周恩来总理的随和感染了孙家栋，在汇报中，他鼓足勇气，讲出了埋藏心底、难以启齿的问题。孙家栋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卫星的许多仪器被嵌上了毛主席像章。大家热爱毛主席的心情可以理解，可是这不仅增加了卫星的重量，影响卫星散热，而且会给卫星姿态带来影响……”
周总理的神情严肃起来，说：“我看就不用了吧……你们回去把道理给大家讲清楚，搞卫星一定要讲科学。”
1970年4月，当东方红一号卫星播放着《东方红》乐曲从北京上空飞过时，孙家栋和一些白天被“批斗”、晚上偷偷搞研究的同志仰望星空，如同看到自己的孩子降生般百感交集。
客串航天界的“生意人”
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后，孙家栋相继担任了第二颗人造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颗地球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的技术总负责人和总设计师，并参与领导了其他各类卫星的研制发射工作。
1985年10月，当我国又将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发射升空后，时任航天工业部部长李绪鄂向世界宣布：中国的运载火箭将投入国际市场，承担国外卫星发射业务。
这个消息震动了国际航天界。
那时，美国和法国垄断着国际宇航发射市场。然而1986年，世界航天界的4次大爆炸，使欧美诸国陷入低谷，却为中国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难得的良机。
发射外国卫星是带有商业性质的国际技术合作。为此，中国航天人除了要懂研制发射卫星，还要学会跟国际商业客户打交道。孙家栋扮演起“生意人”的角色。
1988年，香港亚洲卫星公司购买了美国休斯公司的亚洲一号卫星，准备让长征三号火箭将其送入太空。但卫星要从大洋彼岸运到中国，必须有美国政府发放的出境许可证。争取许可证的使命，落到了时任航天工业部副部长的孙家栋肩上。
当年10月，孙家栋代表中国与美国签订了《卫星技术安全》和《卫星发射责任》两个协议备忘录。但双方对一些国际贸易问题存在较大分歧，并未达成最终协议。1个月后的第二轮会谈，地点从北京移到了华盛顿。
谈判刚一开始，美方主动进攻，气势逼人。孙家栋带领中国代表团据理力争，坚决反驳对方的“中国发射外星扰乱国际商业发射市场”观点。双方僵持不下，谈判在拉锯中进行，一直持续到当年圣诞节前夕。
孙家栋注意到，许多美方代表预定了12月20日旅游度假的机票，对谈判越来越没耐心。他抓住对方的这种心理，制定了“拖延战术”，从上午谈到下午、下午谈到晚上，寸步不让。12月19日，美国人的忍耐到达了极限，在楼上都能听见美方代表与焦急的家人，为调整出游行程而大声争论。这天，无心恋战的美国人终于签署了协议。
1990年4月7日，亚洲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在美国休斯公司31颗同类卫星中入轨精度最高。
总结自己的职业生涯，孙家栋笑道：“7年学飞机，9年造导弹，50年放卫星。”即使年事已高，他仍为中国北斗、探月工程等航天“大事”操劳奔波。他说：“航天是我的兴趣，一辈子也不会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