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实习记者 娄玉琳
“国家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在于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论述人才的重要性。回顾历史，重视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
建党100年来，如何培养科技人才、吸引科技人才、发挥科技人才的作用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重要工作。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总量达到480.1万人年，保持全球第一，比上年增长9.6%，增幅为近7年来最高。数据增长的背后，是我国对科技人才的高度重视，以及为培养壮大科技人才队伍出台的各种政策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团结优待 吸引知识分子参与建设
说起医疗卫生事业，不得不提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奠基人、创始人之一傅连璋。1929年，红军打下福建长汀后，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主动与其联系，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之后，毛泽东又动员傅连璋，将其担任院长的福音医院迁至江西瑞金，改建为中央红色医院。
傅连璋的经历只是共产党人在革命时期重视、团结知识分子的缩影。土地革命时期，党的领导人多次登门拜访科技人才，对其进行吸收，并对科技人才加以优待。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工作，呈现出‘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的特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科技治理与人才研究所研究员石长慧介绍。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系统的知识分子政策，对知识分子加以延揽、优待和奖励。1939年，党中央发布《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提出大量延揽科技人才；1942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部队中知识分子干部问题的指示》，提出对军队中的知识分子采取“容、化、用”的政策。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优待工作，抗战时期建立的知识分子政策得到延续和发展。
杨凯 制图
广聚人才 奠定新中国科技事业根基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科技工作面临着科技人才稀缺、组织结构松散的困境。1949年，国家只有600多名有一定成就的自然科学家，科研人员不足5万人，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只有30多个。
“在百废待兴的背景下，党和国家通过提供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实行科技奖励等举措，来合理地使用科技人才以发挥其专长，使其集中精力和时间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科技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政策与评估处副处长、副研究员林芬芬介绍道。
1956年1月，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召开，周恩来总理着重讲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代表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1961年，“科研工作十四条”政策出台，强调“保证科研人员每周有‘六分之五’研究工作时间”等重要问题，这些对管理、激励科技人才均起到很大作用。
为了汇聚科技人才，中央人民政府迫切争取海外游子回国。中国科学院计划局曾专门对全国自然科学方面人才进行调查，以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为代表的院领导争取了包括生物学家童第周等在内的一批具有相当学术成就的科学家到中国科学院工作。民间、官方双管齐下，到1957年，海外人才归国人数已有约3000人。
到1965年，全国专业科研机构有17114个，全国科协有50多个专门学会，中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达到22000多名，全国科学研究人员达到12万多人。
恢复重建 科技人才政策逐步完善
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的春天”到来，我国科技人才政策随之开始恢复、重建，并逐步完善。
中国科学院院士、数学家杨乐等科学家属于对“春天”气息感受较深的一批人。全国科学大会后，中国科学院开始恢复学部的活动与建设。1980年秋，各学部增选了280余位新学部委员（院士），未满41岁的杨乐成为最年轻的当选者。
科技人才培养体系是重建科技人才政策的重要一环。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的出台标志着国内科技人才培养体系的建立。随着《关于增选出国留学学生的通知》等文件的发布，留学政策也同步启动。1985年，博士后制度在我国正式确立。次年，新的留学方针和制度确立。
为激发人才创新活力，我国科技人才的评价和激励政策不断发展。1977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指出，“应当恢复技术职称，建立考核制度，实行技术岗位责任制”。1983年，技术职称评定工作全面展开。到1983年底，595万多科技人员获得技术职称。1990年，下发《企事业单位评聘专业技术职务若干问题暂行规定》，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进入常规化轨道。1978年和1979年，我国分别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明奖励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科学奖励条例》。1984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奖励条例》《关于优先提高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管理专家生活待遇的通知》等政策，对国家科技奖励制度做出进一步的完善。
“科技人才政策的变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之间存在关联。”石长慧说，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我国的科技人才政策也更加明晰、具体。
国家对于培育人才、充分发挥人才创造性做出了更加系统的规划，将人才工作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2002年，我国第一个综合性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发布；2003年，中共中央首次召开中央人才工作会议，提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2010年，我国第一个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公布。
科技人才日渐通畅的任用和流动渠道，科技拨款制度改革，科技人才评价、奖励政策的细化极大地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1999年，国务院发布《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配套的详细奖励办法相继发布；其后数年，相关条例及实施细则进行了多次修订，我国科技奖励体系逐步确立。
在一系列科技人才政策的支持下，截至2012年底，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累计评选出16.7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1286人，累计选拔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5200多人。从1978年到2012年，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累计达109.12万人。
激发活力 鼓励科研人员创业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科技人才政策更加系统化。”石长慧说。
林芬芬认为，这种纵深化发展，彰显着我国科技人才政策制定者对市场规律、科技规律和人才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入。2016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中央、地方和各有关部门全力推进人才体制机制改革。
瞄准创新，人才培养目标更细化。2017年，教育部启动《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旨在通过体制机制创新，遴选培养一批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科技创新创业人才并打造重点领域的创新团队和人才培养基地。2021年2月，《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强调加快培养农业农村科技人才，鼓励各地实施农业农村领域“引才计划”。
多方位引进，人才国际化程度加深。为了真正做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让有志于来华发展的外国人才“来得了、待得住、用得好、流得动”，我国对于外国专家来华访问、居留、定居等都制定了相应优惠政策；国家外国专家局坚持突出“高精尖缺”导向，大力引进世界顶尖人才；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和省级（副省级）两级引智基地（示范单位）体系基本建成。
打破陈规，人才评价体系更科学。2018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同年7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这是针对科技评价出台的改革规格最高、内容最全面、工作部署最系统的指导性文件。同年10月，科技部等五部门联合开展清理“四唯”专项行动。2020年2月，科技部印发《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从9个方面对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作了要求。2021年1月27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发布《关于深化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克服唯论文、唯“帽子”、唯学历、唯奖项、唯项目等倾向。2018年、2020年，“减负行动1.0”“减负行动2.0”相继开展，旨在减轻科研人员负担、激发创新活力。
鼓励创新创业，人才激励机制更多元。2017年，《关于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方案》，完善了国家奖励制度，并鼓励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2020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再修订，科技奖励制度改革更“进阶”。2015年，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2016年3月，国务院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2016年4月，国务院下发《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加快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这些政策的发布，对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积极性，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起到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