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记者 陈 瑜
20世纪50年代初期，苏联科学家在帕米尔高原上建立了一个宇宙线实验站。当时，有两位苏联科学院院士设计了一套电子学系统，其中摆放有3种计数管和磁铁。利用这套实验系统，每当有粒子进入时就会产生相应的电子学信号。不久，他们宣称已发现了十多个新粒子，并命名为“变子”。这两位院士由此获得了斯大林奖金，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
图片由实习生陆越绘制
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研究这一发现后，当即明确表示“苏联人的发现靠不住”。理由是，电信号的重复性不好确定，仅凭一个电子学信号就断言有什么新发现太草率了。在他的意识中，做实验，尤其是宇宙线实验，一定要用径迹探测手段，这样才能以确实的证据示人，而且在许多年以后还可以复核。
当时，全国上下正掀起学习苏联的热潮。这当然包括学习苏联的自然科学。如果对苏联的工作持有不同看法，显然不合时宜。
何祚庥院士曾经回忆，当时自己在中宣部工作时曾与其他年轻人私下议论过这件事，觉得王淦昌在欧美留过学，说苏联科学家的发现“靠不住”，恐怕还是崇拜英美、轻视苏联的思想反映。
然而，最终实验结果表明，王淦昌的判断是正确的。
因为后来在一系列更精密的实验条件下，其他科学家并没有找到一个所谓的“变子”。
回忆起这件事，何祚庥说，这件事当时在自己的心灵上引起的震动是巨大的。一是惊讶苏联人居然也有不成功的事情，二是从心眼里佩服王老敏锐的科学洞察力。王老对苏联科学家的直言批评，充分体现了他追求真理、崇尚实践的政治勇气和科学精神。
“这件事给我的启迪是，对科学问题的评价不能政治化，不能用政治观点去评价科学发现。”在何祚庥看来，这个原则应该永远牢记。
人物简介 王淦昌（1907年5月—1998年12月）中国科学院院士，核物理学家、中国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奠基者，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独立提出用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设想，是世界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和研究的创始人之一。1999年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