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庭院内的井台 受访者供图
曾 欣 科技日报记者 盛 利
在古代，天府之国成都有着怎样的市井生活场景？记者从近日召开的成都市考古研讨会上了解到，2013至2019年，为配合“天府文化中心”项目的建设，经报国家文物局批准，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成都市青羊区东华门街至成都体育中心一带，开展了连续多年的考古工作，发掘揭露出大面积的古代城市遗存。
在长达7年的挖掘研究中，成都市东华门遗址渐渐揭开它神秘的面纱。这里，曾是秦汉六朝大城生活区、隋唐至两宋摩诃池池苑园林区、明代蜀王府宫城建筑群……东华门遗址占地面积广大，年代久远，向我们静静地诉说着那些朝代的兴衰荣辱。
发现大城所在
东华门遗址处在成都的中部偏东，发掘出土了排水沟、水井、灰坑等，以及大量的陶制器皿、瓦当、筒瓦、板瓦、钱币等生活遗物。
除此之外，考古工作者在这里还找到了一座巨大的东汉时期的夯土台，并在其旁边发现了大量精美纹饰和“大富贵”“大福昌”等吉祥文字组合在一起的汉代瓦当，以及模印有花纹的地砖。
通过这些文化遗存，考古学家推测当年这里绝非普通民居。他们认为，这里是从秦代就确定的政治中心。
秦惠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11年），张仪、张若等筑成都城，其中蜀候、蜀相、蜀守的治所（古指地方政府驻地）为大城，此后的两汉六朝时期，大城一直作为成都的政治中心。
大城南起成都南边的锦江宾馆，最北大约在现如今的羊市街，西到东城根街，东到太升南路。后成都以此为圆心，向外四面扩展。
东华门遗址考古领队负责人易立指出：“东华门遗址恰好就在大城范围之内，这里的高等级建筑，极可能就是张仪等历代蜀地最高长官的官邸或衙门的组成部分。”
探寻河池用途
唐代著名诗人高骈以“画舸轻桡柳色新，摩诃池上醉青春”来描述摩诃池景色之美。
诗句中的摩诃池——一个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名字，由于东华门遗址挖掘的深入，也开始逐渐走入人们视线。
在成都体育中心南侧，可以看到隋唐及宋代的鹅卵石拼花小径保存完好，五代时期砖砌的水井也被清淘出来。
隋唐时期的大型房屋殿基之上，还残留着斜铺的青砖。庭院之外，有砖砌的排水沟一直通往摩诃池，它们共同组成了摩诃池东岸的池苑园林景观。
“卵石步道的工艺，可能还是长安和洛阳的‘舶来品’，因为洛阳东都上林苑就曾发现过这种卵石步道。”易立说。
摩诃池开凿于隋代，相传为蜀王杨秀展筑成都子城的取土处，池名得自梵语。唐代中叶以后，此池声名渐起，已为城内一大胜景，是众多达官显贵、文人墨客的宴饮和游玩去处。除却园林景观的功能外，摩诃池亦为唐代成都全城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生活用水保障。
五代前蜀立国于成都，前蜀皇帝王建改摩诃池为龙跃池，前蜀最后一位皇帝王衍继位后又将其命名为宣华池、宣华苑，大兴土木，环池修建宫殿，一度成为皇家园林。
易立表示，从隋代至两宋，摩诃池的历史延续了600多年。到了两宋时期，摩诃池范围开始缩减，但仍不失为城中一大盛景。直到明代，蜀王府的营建以填掉摩诃池为基础，这个史上著名的人工湖才最终消失。
解锁饮食密码
考古人员在东华门遗址挖掘明代蜀王府的过程中，发现了大量动物骨骼。
经鉴定，出土动物遗存共68978件。其中，出土鱼骨遗存的数量为170件、鸟类遗存35048件、哺乳动物遗存30105件。
考古人员还惊奇地发现：在哺乳动物中，猪科动物可鉴定标本数和最小个体数最多，且远远超过其它科的哺乳动物；其次是兔科动物的数量，这与四川地区如今仍然存在的喜爱食用兔的饮食习惯是对应的。
而从可鉴定标本数上看，猫、马、狗、豪猪、果子狸与熊等动物遗存数量较少，说明它们可能并不是先民日常生活食用的动物。经推测，猫和狗可能是王府先民饲养的宠物，马可能是王府饲养的用以出行的动物，而豪猪、果子狸、熊则可能是园囿中豢养的动物。
无论是从可鉴定标本数还是最小个体数来看，出土鸟类遗存的数量都远远超过哺乳动物遗存的数量，这应该体现了先民对肉食来源的倾向性，相比哺乳动物而言，川蜀先民有可能更喜爱食用鸟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