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 雷
30年前的3月24日，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英国生物化学家、科学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离开了人世，但却给人们留下了丰厚的思想和文化遗产。
1900年12月9日，李约瑟出生于英国伦敦。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他进入生物化学家霍普金斯主持的实验室。1931年，李约瑟出版三卷本《化学胚胎学》，由此成为化学胚胎学学科创始人，随后他又出版了《胚胎学史》，并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可以看出，李约瑟在成为科学史家之前，已经是非常成功的生物化学家。
1937年，受来到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鲁桂珍等三位中国留学生的影响，李约瑟对中国古代文明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于1943年来到中国，创办了中英科学合作馆并担任馆长。从1943年到1946年，李约瑟在中国西南、西北、东南、北部等地区考察，重点关注中国当时的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
1948年，李约瑟开始撰写多卷本《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英文简称SCC）。在他的众多研究成果中，最重要、最为世人所熟知的就是这套书。新中国成立后，李约瑟多次访华，曾组建英中友好协会、英中了解协会并任会长。1994年，李约瑟入选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
在李约瑟之前，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缺乏足够的认知，科学技术史的书写更是以西方，特别是欧洲为中心。李约瑟关于中国古代科学与文明的研究，打破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学术话语体系，跳出了传统的文艺复兴以后近代科学的范式，从文明的角度审视中国古代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这对于世界科学技术史研究和中国科学技术史学科的发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李约瑟的这套巨著以及他的研究范式，如文明史视角的科学技术史研究，非西方中心的话语体系，重视物质文化、思想文化和政治文化的互动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很多人都是通过“李约瑟难题”认识李约瑟的，这也是李约瑟的重要思想和文化遗产之一。“李约瑟难题”是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中心问题，其核心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到16世纪之间，在将自然知识应用于实际方面，中国比西方更有效；二是为什么近代科学诞生于伽利略以后的欧洲，而不是中国？“李约瑟难题”是一个开放性问题，吸引了全球学者的关注，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显示出对该问题的极大热情。此外，进入21世纪，钱学森就中国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提出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这两个问题在当下都具有现实意义，既是相关的问题，同时又有明显区别，需要结合起来讨论。
在20世纪40年代，李约瑟对外迁至云南、四川、贵州、陕西等地区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一大批高校及它们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考察。他留下的丰富文字和图像资料，包括工作报告、信件、报道、日记、照片等，给后人研究当时的教育和科研状况提供了重要的一手文献。相较于对李约瑟的科学技术史研究和“李约瑟难题”，目前我们关于这些内容的研究还非常少，需要进一步加强。
此外，李约瑟还在剑桥大学成立了李约瑟研究所。该研究所成立于1983年，主体是东亚科学史图书馆，主要研究方向是东亚科技文明史。东亚科学史图书馆收藏了李约瑟收集的中国典籍，还有其他人的赠书和图书馆购买的图书，总计2万余部。研究所不仅继承了李约瑟的遗志，继续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著作，而且接收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科学技术史访问学者，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重镇。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生物学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