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记者 代小佩
实验室专利卡在国有资产管理流程,学术不端侵蚀科研诚信根基,数据权属模糊制约数字经济活力……这些阻碍科技创新的“堵点”,或将迎来系统性疏通。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高质量审判服务保障科技创新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从总体要求、依法加强科技创新成果保护、创新主体保护、创新行为保护、科技创新法治化国际化市场环境建设和司法保护体制机制建设等方面提出了25条共计98项切实可行的政策举措,全面覆盖刑事、民事、行政三大审判领域,从司法政策、裁判规则、体制机制、队伍建设等多个维度提出明确要求。
调整成果转化收益分配
近年来,各地相继出台一系列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但科研人员“不愿转”“不敢转”“不能转”现象依然存在。这背后,法律体系中存在的“栓塞点”不容忽视。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专利审判庭三级高级法官石静涵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虽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法律设定了激励科研人员进行成果转化的措施,但是依然强调科技成果的职务属性,且科技成果转化需经申请、评估、定价、批准等一系列复杂流程。“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科研人员‘不愿转’‘不敢转’。此外,多数科技成果停留在实验室阶段,技术成熟度不高,客观上阻碍了科技成果落地应用,产生‘不能转’问题。”石静涵坦言。
针对“不愿转”“不敢转”“不能转”痼疾,《意见》开出一剂“药方”:依法保护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上享有更大自主权。
石静涵介绍,《意见》明确支持职务科技成果赋权等激励制度改革。这不仅可以充分发挥科研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主人翁”作用,鼓励他们心无旁骛搞研究,还能优化科研成果转化流程,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意见》强调依法加强科技创新主体司法保护,正是对上述要求的落实。
“《意见》第三部分主要从确定科技成果权益归属、审理技术合同纠纷、优化创新主体运作机制、保障科技人员正常合理流动和履职五个方面,对依法加强科技创新主体司法保护明确裁判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在发布《意见》时介绍。
值得注意的是,《意见》第十条明确,单位基于职务发明成果获得的侵权损害赔偿,在扣除必要的维权开支后,可以作为发明人奖励报酬的计算基础。“这是首次以文件形式明确科研人员可以在科技成果侵权赔偿中获得利益补偿。”石静涵说。
严惩侵权和腐败行为
通过诉讼干扰竞争对手正常发展,买卖、代写、代投论文,在国家重点工程中贪污受贿……这种种行为破坏了科研生态,阻碍了科技创新的发展。
“随着当前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快速发展,成果转化模式、收益分配方式、参与主体正面临着深度调整。比如,在涉及科技成果转化职务犯罪认定过程中,面临非法转让职务技术成果难以认定、各类规范的评价衔接不畅、个案的罪责评价不充分等问题,亟需出台新的科研反腐法规,厘清科研成果的权益分配、学者智力成果的产权归属等实质性问题。”石静涵说,“科研反腐政策需尽可能缩小模糊地带,以保障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
《意见》明确提出,要依法打击遏制阻碍科技创新行为,推动形成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并对惩治科研造假、学术腐败等问题也作出明确规定。
“《意见》的发布,是对科研成果保护、产权收益保护相应空白的填补。它对当前成果产权、转化风险等瓶颈问题予以关注,可有效净化科研生态、引领诚实信用原则根植科研领域。”石静涵说。
《意见》还要求,准确理解把握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容错纠错机制。谈及如何落实该要求,石静涵说:“司法部门要结合科技创新活动的实践,厘清错与非错的边界,依法采信证据,最大程度还原和认定科技创新活动的过程,从而准确认定科技创新人员责任。这对人民法院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需要相关部门共同落实,以及社会各界共同监督。”
“同时,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容错纠错机制并不是科技创新活动中不负责任、天马行空或者逃避责任的‘免死金牌’。容错是宽容而不是放纵,免责是豁免而不是轻纵,公平合理的容错纠错需要借助司法和行政的‘组合拳’。”石静涵补充道。
强化数据经济司法保护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据权益愈发成为创新主体和参与主体的重要资产。为了加强对数字经济的司法保护,《意见》从妥善处理数据权益纠纷、完善数据使用规则两方面作出规定。“这两方面规定,及时回应了当前数字经济新业态下的司法保护难点和热点问题。”石静涵说。
在妥善处理数据权益纠纷方面,《意见》明确要求,准确适用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规定,妥善处理涉及人格权、财产权等数据纠纷,遏制侵权行为,加强数据保护。“这意味着,无论是个人数据隐私权益还是企业数据资产,都将在司法层面得到有力保障,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营造安全有序的环境。”石静涵说。
在推动数据使用规则完善方面,《意见》指出,推动建立完善数据产权归属认定、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利益保护规则。“这些规则的明确,为数字经济流通市场奠定了稳固基石,确保数据信息在规范、合法的框架下传递,有利于进一步激发数据要素的市场活力,夯实数字经济的司法保护基础。”石静涵解释。
“从宏观层面看,《意见》的出台有助于加强我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引领司法规则的话语权,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从微观角度看,《意见》能为企业和个人在数字经济活动中的行为提供清晰边界,有效指引依法活动,规避法律风险,极大激励创新主体加大在数字创新上的投入,推动数字领域技术升级。”石静涵说。
从实验室到法庭,从数据流到法治链,这份司法文件有助于重构中国创新的底层逻辑。“当这些举措转化为具体的审判实践,人们看到的不仅是司法政策和法律条文的演进,更是一个国家向科技强国迈进的法治化注脚。”石静涵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