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新区作为一个整体，在30年的时间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目前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和创新驱动发展的主力。是什么让中国高新区这一创新模式得以成功的呢？原因已经被人总结了很多，如体制创新、政策激励、技术积聚、企业群聚等，从笔者的观察和分析看，这一切其实都可以概括为“离岸创新模式”。
改革开放早期，无论体制、机制以及创新要素禀赋的富集程度，都很难做大规模的创新集聚，而采用“飞地”这种“离岸创新模式”则是一个大胆的创新尝试。从北京中关村发起，在同一经济体内使用的“离岸创新模式”发展高新区，迅速在各个省域、市域甚至发达的县域复制开来。正是这个“离岸创新模式”带来了我们这30年特别的成功。2017年，156家国家高新区实现了园区生产总值9.54万亿元，占全国82万亿元的比重为11.5%；园区内11.6万家高新技术企业，创造了33.15万亿元的收入，19.7万亿元的工业产值；2576家瞪羚企业在高新区，约占全国瞪羚企业的90%；125家独角兽企业在高新区，占全部164家独角兽企业的76%。
“离岸创新模式”为什么能成功？核心在于它能够实现三个有效集约，即空间集约、产业集约和功能集约。
从空间集约看，高新区的第一要素就是实现了连片土地资源的集约，早期的高新区更为明显。由于土地资源集约后，一切规划、设计以及科研、商务活动的愿景才得以展开。从某种意义上看，早期高新区的发展，实际上是土地资源引发的创新资源集中和集聚。
从产业集约看，让在产业链、资金链、创新链有较强关联关系的企业集中在一定的空间内，很容易实现彼此之间的研发、商业、物流之间的协作关系，在集约竞争下，逐步实现产业集群化，进而形成某个或某几个特定产业的集中、集聚，由此实现了产业集约效应。产业集约是高新区继空间集约之后的有效创造，它使得一些相同类型、有创新能力的企业集聚了起来。
从功能集约看，成功之处在于实现了政务、商务便利化的集约。由于高新区是“离岸创新模式”，体制、机制受已有制度约束少，工具创新方面更被赋予更大的空间，所以很多高新区管理委员会都创造了许多新的方式、方法，使园区内的创新活动更加简捷、高效，让技术的资本化、金融资本的便利化和企业家创新创业的高效化得到了比较好的保障。
“离岸创新模式”的另一个重要之处是构建了一套比较好的“融通机制”和“熔断机制”。
从“融通机制”看，高新区可以自由、顺畅地与园区外部实现所需创新要素的有效融通，人才、资金、商流、物流，高新区所需要的一切资源，都可以顺畅地从外部获得，而高新区的所有有效产出也可以与外部实现无缝交换。这一点无疑是中国高新区没有变成一个又一个“孤岛”的重要原因。
从“熔断机制”看，高新区可以把一些社会功能，一些和发展稳定不相关的事情都剥离出去。这样，高新区避免了非创新要素或因素的过多混入，有效地避免了管理的臃肿低效，使其更专精于施政、创新、创业和创富。在高新区实现了有效熔断，在一定时期避免了外部对里面的纷扰，使里面不管怎样都能够按照它的目标逐渐的实现这样的理想。（本文为作者在长城战略咨询于2018年8月28日召开的“国家高新区创新双月谈特别论坛——国家高新区30年”上的即席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