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精神名家谈
本报驻日本记者 陈 超
日本构造计划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克俭博士，长期担任在日中国科学技术者联盟会长。他在中国的研究方向是计算力学，是个有点儿高大上、又不太容易出成果的老领域。去日本之前，他在国内一流大学任讲师，来到日本东北大学，师从著名抗震专家柴田明德教授读博士。他在整理和总结科研成果时，第一次感受到自己对科学精神的理解与日本导师们所理解的深度完全不同。
注重研究成果的可重复性验证
科技日报：能否从您自身的经历谈一谈，您对科学精神的理解？
杨克俭：我上世纪90年代初来到日本，做更接地气的建筑结构抗震领域的研究。因为理论功底雄厚，感觉非常得心应手。针对土木建筑结构现场更加丰富详实的现实模型和现场要求，按照老思路的惯性，对改进的新算法与理论解或试验结果比较一下，就开始写论文了。但论文草稿多次被导师驳回，当时心里还很不忿。导师的理由都是研究成果的可重复性验证做得还不够。二三十年前导师的一段评论现在还记忆犹新：“做计算力学方面的研究不是为了比赛谁脑子好，主要是为了给工程界提供简便实用的解决方法，工程师能够读得懂，并能够重复再现的工科论文才是好论文。”
反观国内，我国对科研论文质量的评价过于片面强调理论水平，以至于工科论文竟然变得越来越难读懂了，好像是在进行脑力竞赛，今天你发明个公式，明天他发明一个方法，参加学术交流会倒是互相启发思路，但却难以见到其科研论文的最终价值。许多研究成果过一段时间就无人问津了，成了废纸。在日本做科研以及做工程时，经常是自己觉得已经完成了，可导师或日本同事认为你只完成了80%，而那20%就源于对科研成果和科研理念的理解不同。
培养一个理论家的同时还要培养更多工程师
科技日报：我们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杨克俭：科研成果的评价标准对科学研究的理念影响至深。中国评定科研质量的标准过于偏重理论水平，偏重所谓突破，为了表现突破而突破，为了显示创新而创新，人为导致这种畸形发展。谁也不想让人说自己水平差，好多聪明的人在忙于钻牛角尖儿，一味追求所谓创新，渐渐脱离了实际。
我发现日本评价工科研究水平的最重要标准是简单实用。无论你的论文有理论水平也好，无理论水平也罢，简单实用最重要。学院里的研究也不仅仅是侧重方法的发明或公式的推导，最注重的是要一直研究到能应用。工科研究的首要任务不就是填补经典理论与工程实践之间的鸿沟吗，否则“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岂不是成了空话？
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最需要的是出产品，摘下多少世界理论研究桂冠固然重要，但创造过硬的有形产品更重要。所以我国的科研成果评价理念需要更新与完善。
工科等应用学科的本科生研究生教育，要在培养出一个理论家的同时，还要培养出一百个或更多的能够发明简便实用方法的工程师才行，而不应该培养出来的工科学生不是理论家就是技术员。
注重本土的本学科评价体系
科技日报：对科研人员的综合评价体制如何进一步完善？
杨克俭：我国评价科研成果太偏重于SCI、论文影响因子等，也导致科学精神的缺失。注重外国的评价，而失去科研原有的应该追求的价值。尤其是老学科，按照影响因子来评价的话几乎都是差评。日本很注重本土的本学科的评价体系，建筑学会的论文报告集是一份黄色封面的日文科学杂志，被戏称为黄表纸，在上面发表论文是日本业界的最大荣誉之一，论文审查也极为严格，有人凭着在黄表纸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就可升任大学副教授。遗憾的是，我们国家少有这样的氛围，而且每年在评审优秀中国自费留学生奖的时候，我们推荐的在黄表纸上发表过论文的学生被淘汰，而其他在水平不高的英文杂志上发文的学生被评上的事情时有发生。
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推动学科发展
科技日报：您对国内科技发展还有什么建议？
杨克俭：从大约十多年前开始，我们就时常感叹中国的同行拥有我们所没有的世界最先进的试验设备，可惜的是好多人用这些最先进的设备，只是到工程现场“挣钱”。
中国有许多国家重点实验室，如何利用这些实验室推动学科发展，可以借鉴一些其他国家的经验。世界上许多应用学科的突破性进展是政府和学术团体运作出来的。针对急待解决的问题，在实验室进行标准试验，然后以类似商业运作的模式将试验结果向全世界学界及科技界同行进行公开招标，寻求理论解析的方法。我曾经参加过日本通产省和原子能机构针对钢筋混凝土结构抗震性能的理论研究进行的招标，当时全世界共有32组科学家参加招标，并组成了工作室针对此问题进行定期切磋与交流，短时间内使该理论研究取得突破进展。我国可以借鉴这样的方法高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促进可以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的应用学科突飞猛进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