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院50多年来，研究院共培养了大批管理和科技人才，走出了许多功勋卓著、声名显赫的科学家。有部级以上领导28位；全国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6位出自该院；此外，该院还培养了24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7人，国家千万人才工程人选10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469人。

　　截至目前，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共获得3000余项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其中，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7项、国家科技进步奖98项、全国科技大会奖50项、国家发明奖18项、国防科技重大成果奖1000多项。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不仅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发祥地，也是目前最大的运载火箭研制生产基地。

　　编者按：

　　举世瞩目的神舟七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升空。承担携带飞船上天任务的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功不可没。值此之际，我们走进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的“娘家”———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专访该院的四位领导，为读者多角度呈现了该院50多年来在火箭研制、人才培养等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绩，以及近年来该院在“军转民”领域的积极开拓。

　　长征火箭助推“神七”遨游太空

　　———访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鲁宇

　　看着“神七”飞船成功发射升空。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鲁宇百感交集。

　　承担所有神舟系列载人飞船发射升空任务的都是我国自行研制的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以下简称长二F）。对此，鲁宇十分自豪。

　　1999年11月20日上午6时30分，中国第一艘载人试验飞船神舟一号，由长二F运载火箭携带,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我国载人航天科技的大幕自此拉开。

　　2003年10月15日9时，航天员杨利伟搭乘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升空，并在轨运行1天后安全返回。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愿望终于实现。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运载火箭技术走过怎样一个历程？长二F有哪些特点？未来运载火箭技术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带着一系列的疑问，我们走进“孕育”长二F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专访了该院副院长鲁宇。

　　从精益求精到近乎“苛求”

　　“即使火箭到了发射场，只要没有点火，每个岗位每个工作人员都还要继续深入思考，还有没有哪些地方可能存在隐患，有没有解决的预案，直到发令员按下点火，火箭升空。这就是我们对工作的要求，做到极致，做到无怨无悔，做到最后一刻。”鲁宇说。

　　携带神舟系列飞船发射升空的长二F运载火箭就“诞生”在此近乎“苛刻”的严格要求之下。“长二F是专为载人工程研制和设计的火箭。因此，它特别注重可靠性和安全性。”鲁宇强调说，长二F在设计初期其发射可靠性就必须达到100次发射至少要成功97次。

　　从研制到载人，长二F经历了发射“神一”到“神四”四次不载人飞船，来验证、检验、评估其安全可靠性，直到“神五”才开始真正进行载人发射。

　　鲁宇副院长告诉我们，虽然长二F已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火箭。但对他们而言，每次改进都是一个创新的过程，每一项改进都要遵循技术状态控制的5条标准，即论证充分，各方认可，试验验证，审批完备，落实到位。有些改进还要进行几项甚至几十项试验，来验证其有效性、合理性。这次携带“神七”升空的火箭就是在“神六”运载火箭的基础上又进行了36项技术改进，来提高它的可靠性和安全性。从国内“挤入”国际商业发射服务

　　1957年11月16日，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正式建院。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搭载“东方红一号”卫星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升空。之后，我国发射载人飞船。2007年，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迎来建院50周年华诞，标志着我国火箭设计研制工作从无到有走过了50个春秋。我国运载火箭技术这一路走来，先后经历了从仿制到自行设计的种种艰辛，其中困难可想而知。

　　“特别是我们从发射国内卫星到挤入国际商业发射服务。”我们注意到，鲁宇说这句话时，用了“挤入”二字。

　　“这是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能够进入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市场是非常不容易的。”鲁宇解释，当时我们发射的都是美国制造的卫星。那个时期，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研制的火箭，其技术都很先进。我们能够挤进去是十分不容易的。

　　“现在，外国客户能够选择我国的火箭，应该是基于我国火箭安全可靠，性价比合适。再加上我国多年来在火箭发射上的表现，使其认可。”鲁宇分析道。

　　从火箭可靠安全到参与国际竞争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通讯、环境、气象等领域对卫星的要求也越来越多。这就需要有一定数量的卫星在天上有效工作。

　　鲁宇副院长告诉我们，这一时期，主要是对现有火箭在提高可靠性和流程方面进行改造，以降低火箭发射成本，并提高火箭高密度发射能力。我国火箭要具有国际竞争力，其可靠性与成本也是竞争力的基本考量点。

　　现在，国际上主流的用来执行发射任务的主要是一次性运载火箭。“探索部分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主要是降低成本，并使火箭可以更快地进行发射。”鲁宇说，比如，探索空射运载火箭技术，即在飞机上发射运载火箭，飞机就是可重复使用的一级火箭。但就目前来看，其性价比并不合理。可是人们依然希望能够朝着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迈进。

　　谈到未来我国火箭技术的发展，鲁宇兴致勃勃地向我们介绍道，今后新一代运载火箭将采用无毒、无污染、低成本、高可靠技术。通过模块化组合，形成不同发射能力的运载火箭系列，满足未来不同的任务需求。目前，已在天津建立了新一代运载火箭研制基地，预计2009年底项目竣工并投入使用。它是研制工程的基础保证，也是后续批量生产和产业化、军民结合的航天高科技重要基地。

　　人才是火箭事业的“发动机”

　　———访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党委副书记李光亚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发祥地，我国航天科技领军人物比较集中的出自这里，人才是火箭事业的发动机。”采访之初，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党委副书记李光亚十分自豪地说。

　　我国航天科技人才的高地

　　建院50多年来，从这里走出的人才有：像原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曾任研究院第5任院长；现任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的张庆伟，1988年毕业后即在研究院总体设计部工作，后历任研究院总体设计部副主任、研究院副院长……

　　李光亚告诉我们，50多年来，研究院为国家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目前，在职的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有2名，“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12名，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科技人才464名。另外，有2名同志获得了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21名、中央企业技术能手4名、航天技能大奖78名，科技人才占全院从业人员的60％以上。

　　我国火箭技术当前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我院的火箭事业能够取得辉煌成就，是有一批又一批精英人才强有力支撑的结果。”李光亚强调说。

　　重点工程与核心人才同步

　　“人才是航天的发动机，事业是航天的助推器”这两句话不仅刻在研究院的百米文化墙上，更深深地烙在每一位员工的心中，成为推动我院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我院建院50多年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中国航天50多年发展历程的缩影。”李光亚说，了解了我院的历史，基本上就了解了中国航天的发展史。

　　50多年来，研究院人才队伍建设通过老专家的传帮带、加强培训教育和在关键岗位上实际锻炼等方法，培养和造就了新一代航天人才队伍。特别是，面对型号任务增加和人才队伍的断层问题，研究院通过重大工程锻炼、岗位转换和交流，使一批政治坚定、业务精通、年富力强、具有卓越组织领导才能的高层次科技和管理人才陆续走上重要岗位，初步形成了技术精湛、作风过硬、勇于攻坚的人才队伍。

　　李光亚指出，为利于人才成长，研究院从人才规划、制度建设、政策引导、环境优化入手，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坚持重点工程与核心人才同步发展，使大量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迅速成长起来。涌现出以王永志、张庆伟等为代表的领军人物和一批奋发有为的航天专家、管理人才和能工巧匠，确保了型号任务的完成和民用产业的规模发展。

　　“50年来我院在运载火箭事业上取得的成就可以概括为：能够把各类地球、月球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能够把中国的航天员送入太空。”他概括道。

　　研究院人才培养秘诀

　　为什么研究院能够培养出如此众多的优秀人才呢？

　　李光亚这样回答，50多年来，我院院党委始终坚持把培养和造就高素质人才队伍作为重要工作。首先，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其次，遵循人才资源开发规律，发挥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创新人才工作的体制和机制。并严格实施人才培养规划，以培养造就高层次人才带动整个人才队伍建设。

　　“坚持用航天精神和航天文化培育人才，把人才工作的重心及时转移到青年工作上来。使青年的思想、作风、技术得到全面传承和提升，成为研究院实现跨越发展的主力军。”李光亚着重强调。

　　“市场管理像小学生，技术管理是大学生。”这是采访中李光亚一直强调的两句话，为向国际化迈进，适应航天工业战略转型，又好又快发展，必须加大市场化、公司人才的管理。院党委提出了人才兴院方针和实施核心人才培养计划，构筑由200名核心人才，包括核心领导人才、核心专业技术人才、核心技能人才、核心经营管理人才和出资人代表所组成的人才高地；统筹精英人才规划，打造1000名左右的精英人才方阵；拓宽各类人才成长通道，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人才绿谷。

　　我深信，研究院的人才队伍一定会为全面构建航天科技工业新体系，建设国际一流大型航天企业集团而更加努力。

　　运载火箭也要成本核算

　　———访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会计师吴江

　　同所有产品一样，火箭也要成本核算。执行“神七”载人飞船发射升空任务的是我国自行研制的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它从研制到生产，再到发射，成本由哪几部分组成？在成本管理上都采取哪些措施？在当前社会高速发展期，如何加强成本和风险控制？我们采访了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会计师吴江。

　　不赢利，也要保障国家利益

　　“虽然研制火箭有不赢利的情况存在，但我们院还是要保障国家利益。”吴江的开场白让我们有点吃惊。

　　看到我们的表情，吴江说，运载火箭研制投入很大，研制一型火箭，包括方案论证、设计试验、生产制造，再到把卫星、飞船送入运行轨道，这需要几年时间。一般来讲，役火箭生产，需要一年左右，采用组批投产、并行组装就比较快，平均每发火箭三个月至半年，时间上我们完全可以满足任务需要。

　　可对于成本，相同类型火箭我们与美国、欧洲相比，就比较低，主要是因为人工成本低、技术比较实用。目前，火箭生产发射也面临成本高、价格低的窘困局面，尤其是卫星发射任务，但完成好国家任务仍是我们第一位选择。

　　总体来讲，火箭所需成本首先是火箭研制成本，主要包括方案论证、方案设计、初样、试样各个阶段的研制成本。其次，火箭制造成本和发射服务成本。最后，火箭总体协调、管理成本，主要包括地面设备维护、发射场试验组织等费用。此外，还有技术管理、质量控制、计划合同及配套管理等费用。

　　举个简单例子，发射卫星只有将其准确送入预定轨道火箭才能算完成任务，但这中间产生的边际成本、附加成本有相当一部分由我院额外负担。其中包括发射场设备、地面测试设备维护、故障归零等投入的成本。这些是没有要求的，但为保证火箭安全可靠和发射成功这也是不能缺省的，就好像我们在乘坐出租车时，大家不会另付检修、保养等费用是一个道理。

　　只有发展才能生存

　　新时期，国家对航天发展也非常重视。吴江告诉我们，过去，航天任务都是由国家下达计划，提供经费，任务也比较单一，国家需要什么就研究生产制造什么。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重点工程实行了专项管理，其它更多型号都是靠市场化运作，包括资金、技术、人才等。这让研究院也面临着市场竞争，不发展就会被淘汰，只有发展才能生存。

　　目前，研究院面临的主要挑战有：技术创新、体制更新、提高质量等方面。另外，培养人才也十分关键，当前是人才队伍建设的关键时期，技术人才、科技人才是核心竞争力。吴江说，要想留住他们，不能光是丰厚的薪酬待遇，还要保证科技人员有参与科技创新项目和课题的机会，让其从创新到研制，再到出产品、成功发射这整个过程，来体现科技人才的价值。

　　据了解，现在研究院总资产年产值为400亿的规模，年收入百亿元以上。吴江笑称，这在以前都不敢想，前10年院有的单位还得依靠贷款发工资，充分表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党和国家对航天事业的高度支持。

　　如此大的经济规模和发展速度该如何管理？“网络控制、规范化管理是今后必须解决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快速发展的需要。”吴江说，过去会计都是手工核算，反映很慢、信息滞后，现在，通过实施网络化核算可以做到实时报送信息，且全院在统一的平台上进行核算对实施成本管理起到支撑作用。

　　扎实推进项目管理

　　火箭的项目管理包括技术状态管理、生产组织实施、质量控制和经费合同等很多内容。但重点是对经费和合同进行管理。并要强调技术责任与经济责任相统一，从而把项目管理与预算管理结合起来。

　　据了解，执行“神七”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F火箭就是实施的合同管理，采取分阶段进行承包，由院与下属单位和固定合作单位签合同，按合同要求时间保质保量完成研制试验、产品交付。

　　在具体管理措施中规范财务管理十分重要。吴江说，每年年初全院实施全面预算管理，结合每个型号下达项目预算和成本预算，再加上计划部门经费的拨付计划和与承担单位签订的经济技术合同来构成成本控制，实施有效管理。目前，正在推行会计控制标准体系认证工作，将来的工作重点是搞科研成本量化。

　　采访结束时，吴江特别强调，对于成本管理，一定要规范不能流于形式，宁可慢点，从简单入手，也一定要扎扎实实推进下去。

　　在航天技术中挖金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卓超谈“军转民”产业发展

　　随着“神七”发射成功，大家又把关注焦点转向与“神七”有关的相关产业与产品技术。对于国家在“十一五”中提出的“军转民”技术及科研成果也成为众人追捧的热点话题。为此，我们就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在“军转民”的发展采访了该院的副院长卓超。

　　记者：运载火箭及其相关技术听上去似乎离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很遥远。请问现在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将军用品技术转为民用品，是出于何种考虑？其背景是什么？

　　卓超：我们是根据国家先后提出的“军转民”战略方针，按照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开展工作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是在2002年把民用品作为主导产业之一，并确定了民用品的战略主导地位。刚开始，大家还在争论民用品到底搞不搞，后来，大家都认为，民用品不仅要搞而且要真搞。尤其要提的是，今年，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四次工作会上提出了以航天型号为主的任务型向能力型转变，构建航天新体系的宏伟目标。其中，航天技术应用产业就是新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院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过20多年努力取得了很大成绩。民用产业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即军民火箭阶段；军民分线阶段；资本运作的联合阶段和产业化发展阶段。

　　记者：在发展军转民用品过程中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如何解决？具体有哪些措施？

　　卓超：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目前的体制、机制不完全适应“军转民”技术发展的要求。虽然在技术方面实力雄厚，但我们还是以军为本的企业，而发展民用产业必须在“市场化”上做文章。如果没有体制作为杠杆来牵引，就唤不醒沉睡的军用技术。因此，我们要借鉴改革开放的经验，在体制和机制的创新上下更大功夫，使航天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将个体和群体的最大积极性调动起来。年底，院将出台“军转民”管理办法，把军用品研发和民用品市场的平台有机结合起来，迸发出活力。

　　记者：目前，你院“军转民”的技术成果有哪些？这些技术成果与市场上已有的一些国内外技术相比，有何不同？都有哪些优点？应用的价值在哪里？

　　卓超：“煤化工”项目是我院“军转民”的一个典型范例。“缺油、少气、富煤”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由于我们国家煤的资源相对来讲较为丰富，那么，研发出一项洁净、高效、适应性广、建设及运行维护费用低廉，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技术就显得尤为重要。

　　研究院是在2005年3月成立的煤气化技术研发项目工程部，就是充分利用了航天火箭发动机在燃烧、热能、泵阀、控制以及非标设计方面的成果和技术优势，开展粉煤加压气化技术研发工作。并于2007年6月，成立了北京航天万源煤化工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专门从事粉煤加压气化技术研发。

　　作为我国自主产权、自行研发的航天粉煤加压气化技术，是将固态煤炭通过“粉煤气化炉”转化成气态的氢气和一氧化碳混合气体，在生产过程中能有效减少污染排放并提高煤炭利用效率。以建设15万吨的甲醇工程为例，我们的技术可以省2个多亿，还有对于后期技术维修服务方面，我们的费用也很低，对企业来讲就降低了很多成本。与德士古水煤浆煤气化技术相比，能够实现原料煤本地化并具有更高的冷煤气效率，与壳牌煤气化技术相比，具有较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投资回报率。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这项技术对原料煤没有要求，任何成分的煤都可以使用。

　　记者：煤化工成果是否已被广泛使用？未来目标是什么？另外，还有那些“军转民”科技成果？

　　卓超：经过4年的技术攻关，我们自主研发了年产15万吨甲醇/合成氨湿法航天粉煤加压气化技术工艺包。并于2006年利用航天粉煤加压气化技术启动了航天煤气化工业装置的建设工作。目前，工业示范装置已完成设备、管道安装工作，计划在年底开车试运行。

　　煤化工产业的目标是以航天煤气化技术作为核心竞争力，采取总承包方式为客户提供工程设计、关键核心设备供应、工程施工、调试等一揽子服务，实现航天煤化工产业链价值最大化。预计2010年，该项目将实现30多亿元的销售收入。

　　此外，我院特种车辆业务也是寓军于民的核心项目，包括专用车整车、底盘两大类产品。在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也开发了一批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民用项目，如风电设备、稀土电机、大型复合材料结构件等。

　　对于我们未来“军转民”的发展，概括起来就是，聚焦、聚焦、再聚焦，也就是“聚焦重点项目，归核主导产业”。集中资源、优化配置，按产业化、市场化道路搭建起民用产品的平台，通过机制创新把更多更好的军用技术转化为民用产品。（本报记者王翰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