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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厚植创新土壤 服务大众创业

自2015年开始,广州创新基础不断夯实,创新载体进一步完善,创新驱动产业发展的格局已基本形成。从去年至今,广州在《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决定》为统领的“1+9”科技创新系列政策基础上,又出台了培育科技小巨人、高新技术企业及标杆企业等政策,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广州金融业快速发展,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了更肥沃的市场土壤。在国家层面,珠三角创新自主示范区、《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相继获批,广州将以此为契机,与周边城市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构造辐射力更强的珠三角创新集群。

  企业政策

  公开透明权责清晰 培育创新标杆企业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近两年来,广州连续出台多项政策,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去年出台的《广州市科技创新小巨人及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行动方案》及今年8月出台的《广州市重点服务创新标杆百家企业实施办法》。

  其中,培育科技创新小巨人及高新技术企业的行动方案明确,2015年至2017年,全市每年新增科技创新小巨人企业1500家;2015年~2017年,广州计划分别新增高新技术企业200家、300家、400家。“重点服务创新标杆企业”的相关规定明确,广州市将连续5年,每年遴选出100家“广州市创新标杆企业”,给予资金扶持并提供重点服务,最高奖励500万元。

  纵观近两年来的科技政策,有两点进步最明显。一是更公开透明,无论是科技小巨人、高新企业或标杆企业,政策中对于认定方法都进行了清晰说明。二是对于企业研发经费的补助,改变了以往一次性事前补助的做法,采取分期、后补助的方式,避免研发项目无疾而终;同时增加中期验收环节,起到监督作用。三是考虑到科技企业从诞生到成长,不仅与科技部门有关,更与工商、人事、国土、金融等部门相关,明确了相关部门在服务企业过程中各自的职责。

  据了解,自去年9月至今年8月,广州市已认定了高新技术企业1391家,小巨人入库企业1671家。随着这些示范企业的数量不断扩大,将带动更多企业开展创新。实际上,除了数量上的增加,广州企业的创新成果已经渐渐显现。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发明专利的申请及授权量都在显著增加。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广州规模以上企业,特别是上市企业的研发能力依然不足。广州市社科院发布的《2016年广州创新型城市发展报告》指出,研发龙头企业数量少,一方面使得众多行业缺少标杆,难以起到示范作用;另一方面,将导致技术溢出、技术外包、研发合作及协同创新的机会减少,对广州的创新动力亦有影响。

  数据显示,2014年,广州有研发投入的44家上市企业平均研发强度为1.94%,位居珠三角城市第八位;从企业规模来看,大、中、小型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强度也低于珠三角平均水平。报告指出,广州应鼓励企业建立研发机构,激励企业与大学、科技机构合作开展基础性创新研究,建立起由企业主导、政府和高校科研院所协同实施的高效协同创新网络。

  金融资本

  设风险补偿资金池 科技公司贷款不愁

  创新离不开资本,一个城市金融环境的成熟程度,直接影响到创新成果转化的效率。

  近两年来,广州金融业发展很快。2015年,金融业实现增加值1629.43亿元,同比增长14.2%,占GDP比重达到9%,拉动GDP增长1.1个百分点,成为服务业中仅次于批发零售业的第二大产业。2015年全年,广州新增持牌金融机构20家,新增类金融机构超过500家。为加快推进金融为创新创业服务,广州积极开展政策性小额贷款保证保险试点,推动“中国青创板”正式落户广州,设立了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区。

  在金融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广州还迎来了国家层面的政策利好。今年2月,广州获批成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地区之一。成为试点地区后,中小服务企业将获得更好的融资支持。按照相关政策,试点地区可设立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对进口国内急需的服务贸易如研发设计、环境服务等给予财政贴息;同时,鼓励金融机构创新供应链融资等业务,对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全面实施服务外包保税监管。

  自2015年开始,广州也出台了多项政策,力求破解科技与金融“两张皮”问题。比如广州市政府牵头设立的“风险补偿资金池”,大大降低了缺乏固定资产的科技企业的贷款门槛。

  2015年出台的《广州市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风险补偿资金池管理办法》,通过市财政首期出资4亿元,设立广州市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风险补偿资金池。资金池由广州市科技金融综合服务中心管理,项目首期共有8家合作银行。科技金融中心在各合作银行设立资金专户,共存入风险补偿资金5000万元,合作银行则需要提供不低于10倍的科技贷款给企业。合作银行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发放贷款所产生的贷款本金损失,由科技信贷风险补偿资金池承担50%,相当于给银行一颗“定心丸”。

  截至2016年4月30日,在“信贷风险补偿资金池”项目中,已有33家企业获得贷款24442万元。风险池的设立,大大降低了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的门槛,让没有“砖头”的科技企业通过“专利”就能贷款。

  广州市社科院软科学研究所张赛飞课题组建议,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

  首先,广州要努力营造成熟的风投大环境。创新要容忍风险的存在。广州应发挥创投引导资金的种子基金作用,大力发展创新创业基金。其次,要前瞻性地支持众筹平台建设和发展,加大引导和支持力度。第三,通过龙头企业、中小微企业、科研院所、高校、创客等多方协同,打造产学研用贯通的众创空间,引导和鼓励天使投资、创投基金等入驻众创空间,选择金融机构试点开展投贷联动融资服务。  规划格局

  担负起引领责任 促珠三角创新一体化

  在世界范围内,创新越来越不局限于单个城市和地区,而是更加注重不同城市和区域的协作。通过区域协作,不同的城市发挥各自优势,错位发展,形成典型的创新城市群。在国家政策层面,近两年来,广州迎来了实现更大范围协调发展的时机。

  2015年9月,国务院正式下发《关于同意珠三角国家高新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批复》,广东省在贯彻国务院批复精神中明确提出了“1+1+7”框架,指出要强化广州、深圳创新引领作用,推动珠三角创新发展一体化。

  2016年2月,《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复。按照规划,广州将深入推进广佛同城化、广清一体化,加强广佛肇等珠三角区域层面的规划协调。随着总体规划的实施,广州将充分发挥国家中心城市的枢纽作用,与周边城市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开展更高水平的区域合作。

  今年8月,广州市政府正式公布《广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2016—2020年)》,明确提出了广州自创区的三个战略定位: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珠三角自主创新核心区、国际创新要素集聚区。

  《广州创新型城市发展报告2016》中关于“构建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背景下的广州创新”发展研究,也提出几点具体建议。

  一是要构筑区域创新空间及网络。分析指出,从我国已设立的10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来看,大都是以中心城市为核心、连同周边城市或区域构成的空间创新网络。报告建议,广州应主动融入示范区建设中,自觉担负起创新空间引领作用,辐射带动所在区域创新,形成珠三角地区强大的创新空间集聚及创新网络。

  二是构建协同创新机制。针对珠三角科教资源丰富,但集群创新效应不强的情况,应以广州重大科技平台(例如知识城、科学城、生物岛、智慧城等)为核心,将珠三角地区所有大学和研究院的成果产业化。加快产学研协同创新,加快金融协同创新,以及加快8个城市的政府协同创新。建议采取政府主导、企业运作模式,加快广州市与佛山、东莞、惠州、中山、珠海、江门、肇庆市政府的政策驱动与联动作用,构筑强大的政策与制度支撑体系。

  三是建立珠三角创新分工机制。根据《国家高新区创新发展报告(2013)》,珠三角地区不同城市高新区,创新特色各有不同。如广州高新区,特色在新型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珠海高新区特色在继承电路、光机电一体化;中山火炬高新区特色在新能源、节能设备等。各市应发挥各自特色,加强分工合作,避免创新雷同和产业同构,协同创新。

  他山之石

  北京:设立基金促“高精尖”经济结构升级

  全面优化产业结构、实现“高精尖”经济结构的全面升级,是北京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环节之一。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松解释,“高精尖”就是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等在生产过程中的大量运用。

  “政府在发展高精尖产业方面发挥的作用是,平台搭建者、政策创造者和环境提供者。”杨松说,具体的做法是,发挥高精尖产业发展基金的撬动和引领作用,编制高精尖产品目录和项目优选线标准以及培育好首批代表性强的高精尖项目。

  杨松介绍,北京设立了高精尖母基金及11只子基金,未来将会进一步加强对这些基金的管理,推动设立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应急产业等专项基金,加强和投资公司以及相关商业银行的合作,借助专业化和市场化的运作,推动资本与高精尖产业的融合发展。

  另外,北京市还编制了高精尖产业目录以及项目优选线标准,希望能重点在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机器人、3D打印、新一代健康诊疗、卫星通航等重点领域取得突破。

  上海: 优化软环境提升服务留住高端人才

  人才是创新之根本,2015年及2016年,上海、北京相继出台具有突破性的出入境政策措施。这些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设立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窗口,并缩短审批期限;对外籍人才申请永久居留实施积分评估制度;对高层次外籍华人提供申请永久居留的便捷通道;允许境外高校外国学生短期实习;允许在地高校外国留学生进行兼职创业;允许外籍和港澳高层次人才聘雇外籍家政服务人员等。这些政策对于吸引海内外创新创业人才集聚北京、上海,起到很大促进作用。

  以上海为例,12项出入境政策措施的落地,使上海成为更开放的人才高地。上海官方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国内人才居住证积分达到标准分值并审核通过的有4044人,其中创业人才156人,创新创业中介服务人才96人,企业高级管理和科技技能人才3792人;居转户年限由7年缩短为5年并审核通过的有244人,另有320人正在审核,全部为企业科技技能人才;直接落户审核通过的有60人,其中企业高级管理和科技技能人才51人、企业家9人。

  为解决高端人才的“后顾之忧”,过去一年里,上海出台政策鼓励企事业单位、产业园区,利用自用存量用地建设公租房(单位租赁房),各区县和产业园区也积极为科研人员提供人才公寓和住房补贴。医疗方面,探索完善涉外医疗服务流程,发布海外人才在沪就医指南。教育方面,根据外籍人员及其子女数量和分布情况统筹规划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建设安排,并新增了上海惠灵顿国际学校和上海法德学校两所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深圳:大孵化器发展战略造就“南山现象”

  在孵化器的建设上,国内较为知名的是深圳南山区的“大孵化器”发展战略。在高等教育和科研资源方面,南山优势不明显,不能以学术创新为目标,只能依靠产业创新打天下。南山区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促进科技与市场的紧密结合。比如,南山从2000年就开始实施“大孵化器”发展战略,成立南山区科技创业服务中心,不仅直接为科技企业的创立和发展、科技成果产业化等提供全方位的创新创业服务,还对全区各类孵化器建设进行引导和支持,成功培育了蛇口创新谷、智慧天使创业工厂、微讯移动互联网创业基地和中国科技开发院预孵化器等创业苗圃,形成了由创业苗圃、专业孵化器、企业加速器、专业技术园、企业总部基地组成的多层次产业培育空间和全过程孵化培育生态链。

  数据显示,深圳南山区全区目前有各类孵化器46家,孵化面积232万平方米,在孵企业2860家,累计出孵企业近3000家,其中20多家企业成为国内行业龙头,15家企业成功上市。2015年以来,全区新增众创空间76家,入驻个人、团队及项目3200余个。又如,一些在传统印象中都是行政主导的科研机构在南山也有了特色。如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结合市场和自身发展,开创了“四不像”特色,既不像企业、也不像事业单位,既不像其他科研机构、也不像普通大学,创建20年来孵化出1500多家企业,上市18家,成为“高科技上市企业摇篮”。

  科技创业之父:“以色列神话”源于社会文化

  以850万人口培育出多达4000家科技创业公司,以色列被视为世界最活跃的创新中心之一,有着以色列“科技创业之父”美誉的尤西·瓦尔迪(Yossi Vardi)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瓦尔迪日前来穗,分享以色列在创新创业领域的成功经验。

  “失败是创业过程中必然存在的风险,也是企业家精神必须承受的一点。” 瓦尔迪坦言,创新的成功率很低,因此必须要有包容的社会文化氛围。

  除了创新文化的培育,给年轻人提供教育培训和有针对性的指导同样不容忽视。在这其中,投资人扮演着重要角色。“不同于融资支持,投资人在商业领域有经验,让他成为导师的角色,能为初创企业提供大量宝贵财富。”

  此外,团队合作也十分重要。以色列不少创业的年轻人都参过军,以色列军队就是通过小团队合作的形式,负责军队高科技项目。离开军营后,这些年轻人的小团队延续下来,这种情况在以色列的网络科技公司里很常见。

  以色列政府也会给予初创企业许多支持,支持方式包括投资、培训、帮助出口、提供商会援助,帮助初创企业减少风险,加强人际网络建构等。比如,政府会不遗余力推广以色列的初创企业,牵线搭桥建立创新网络分支机构,针对年轻人缺少国际经验,也会帮助他们提升国际交往水平。据悉,以色列在全球范围内拥有56个商贸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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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