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交叉和大融合是科研引领世界的关键

中国科技网·科技日报讯（记者 王海滨 通讯员 王玉芳）“科学研究能否与实体结合，这是引领世界的关键点。我国有很多专利，但相应真正的技术产品却很少，有了重大的基础创新，却拿不出有突破性的具体实物或技术转让的产品，这是为什么？基础理论为什么不能够迅速的转化成科技生产力？”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国际量子计算与区块链SIR论坛中国区理事戴万阳认为，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原始创新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灵活交叉的能力还不足。

日前，戴万阳应邀来到山西科技大讲堂做讲座，其间接受了科技日报记者采访。

科学研究交叉融合要突破条块分割问题

科技日报：基于基础研究和基础创新的突破，我国的重大理论创新怎样能迅速转化为技术创新和技术生产力？

戴万阳：科学研究首先要扎实基础，包括基础理论、基础技术、基础工程等方面。基于基础研究和基础创新的突破，创造发明要实现和实体经济交叉融合，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要真正的把原理和发明创造应用于产品中，这是一个复杂甚至漫长的过程。这就需要注重理论和应用大交叉、大融合，要强调具有突破现实并与应用相结合的高价值创新产品。

基础理论要走到国际最前沿，应用也要做到具有原创性的、实用价值的产品，这要求我国科学家不能局限于自己的领域、课题和方向，要突破研究条块分割的问题，需要把原始创新的实物技术转让和产品拿出来。

要想实现科学研究的生产和转化，这就需要各领域科学家的交叉融合；做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多跨一步，关注应用领域里什么样的问题是重大问题；做应用技术领域的科学家，要多关注什么样的原始创新能迅速应用转化。就是说，我们需要跨学科、跨领域的领军人才，能横跨多个领域、交叉融合，从大层面到细节面，打通各个领域的关键环节。

有些“政治科技”会穿上貌似真理的政治手腕评价科学家

科技日报：您怎么看待科研诚信和科学家在某方面获得的“头衔”？

戴万阳：诚信是科学研究的生命，是科学家遵循的首要道德准则。科研诚信包括三方面：一是科学的真实性；二是科学家自身诚信的建设，三是监管机构、各个单位对科学研究成果价值大小的评价。

科学是直来直去的，科学家自身必须要有原始创新；在评价体系中，单位或部门如果有侧重，为了某种需求或目的而进行不完全客观的评价，受人为因素干扰，科学评价就会成为“政治科学”“政治技术”，甚至会出现“政治科学家”。

“政治科学”与“政治技术”在科技界会造成很大的危害，当然，我这里说的“政治”不是指的“国家政治”，是指的腐糜的风气，颇像红心造假，尽管有科技进步，但可能过于夸大，当然，有些“政治科技”会穿上更加貌似真理的政治手腕来评价科学家。

科学评价不仅仅要从“量”上考虑，还要重视“质”的问题，考虑它真正的价值和意义，考虑这种原创性研究应用到科技生产力上的效果，这种评价更困难，这个时候更能体现出诚信的重要性。

往往重大的科技原创性成果都需要投入很大的精力，项目结题有无重要原始创新成果，在应用层面上，科技产品产生了多大的效用，广度和深度没有达到要求，重大项目没有真正做到底，也是更深层的科研诚信问题。

一个重大科研项目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我认为，需要的是科学家某方面的技能，而不是这个科学家在某方面获得的“头衔”。我们要把科学体系的价值观和真实的意义放在最首要的位置，要把最合适的人选放在最重要的岗位上去；针对具体问题、具体项目，‘海内外’‘头衔’并不是衡量科学家优秀与否标准的全部，甚至不匹配。”

我们需要“职业科学家”精神

科技日报：在这个许多人都为名利奔波的时代，什么样的精神更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

戴万阳：华罗庚，钱学森，邓稼先，王大珩……这些都是我国伟大的科学家，比起他们的成就，这些大科学家留给我们的更多是精神财富。他们身上有真正科学家的精神。在这个许多人都为名利奔波的时代，这种精神更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

目前，我国常见的创新形式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往往引进和吸收的是中间段，而原始创新不足。我们的科技创新还停留在中间环节，比如我们在关注制作芯片仪器设备的能力上，而不是芯片的设计和生产上。

我们需要有一批顶尖、成熟的、训练有素的科学家投入到科技的主战场上去，主动参与国际竞争、参与科技创新；我们需要激发年轻科研工作者的科学精神，持续激励和考核获的“头衔”的年轻科学家；我们需要一场新的“科学的春天”，激发科学内动力、科学热情，科学的自主精神。

我国的传统教育理念是教育下一代，科学家在关注教育的同时，更要从我做起，冲到科技创新的第一线去，超越世界顶尖水平，做出重大原始创新，我们需要有‘职业科学家’精神。

在激惩方面，我们要对做出贡献的科学家给予高待遇，对科研失信的“终身追究”，奖罚分明、惩处有“痛感”，这样违法违规的行为就会少一些、胆子就会小一些，激励上进的劲头就大一些。